不孕不育人数逐年增加，人工受孕持牌诊所稀缺，“黑诊所”屡禁不止
“送子”产业亟待法律规范
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不孕不育率持续上升，越来越多的夫妻难以达成“生孩子”的心愿。在快速增长的不孕不育患者中，以25岁至30岁的人群居多，这些正值生育最佳期的年轻夫妻一跃成为不孕不育的“主力军”。“25岁前不能要，25岁后要不到”，已成不少育龄男女的无奈。
有医学界专家表示，目前育龄夫妇不孕不育的发病率已达到10%~15%，“送子”产业迎来“大爆发”，但由于相关政策并未完善，人工受孕持牌诊所稀缺，某些观念还未转变，产业乱象也层出不穷。
不孕不育患者的漫漫“求子路”
“每次来检查，我基本上都是凌晨四五点就要起床。”今年29岁的陈女士结婚4年，一直未能如愿怀孕，今年4月开始到重庆一生殖医院进行系统的检查治疗。“刚开始不清楚状况，专家8点开诊，我7点30分左右到，结果专家号居然早就没了。后来我才发现，居然有人彻夜排队，为了能挂上专家号，我也只能早起了。”
针对陈女士所说的这种情况，记者走访重庆主城几家医院的生育门诊发现：挂号处不到7点排满人，候诊室内座无虚席，专家诊室门前被围得水泄不通，而诊室附近不时传来抱怨声：“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排到。”等待过程中，一些患者互相交流起了她们所经历的“漫漫求子路”。
受晚婚晚育、环境污染、工作压力、不良饮食和生活习惯、人工流产、生殖道感染等因素的影响，不孕不育的发病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据统计，中国目前的不孕不育患者早已超过4000万，且存在明显的上升趋势。
对此，重庆一生育专科医院的护士长陈兰，可以说是见证了不孕不育人群的增长轨迹：上世纪80年代，不孕妇女非常少，一年门诊也不到20个人；80年代末期开始逐年上升；如今十几位看不孕的专家每天要看40~60个号，有时候加班加点还看不完。
“送子”产业迎来大爆发
走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些来自重庆区县或者外省的患者，为了排队看病，就在相应医院附近的老旅馆里长期住了下来。这些房间内饰都很简陋，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外加一把椅子，这就算是全部“家当”，其价格最便宜的一天70元，贵的要150元，同时这些旅馆的老板还会给一些病人提供送餐、代跑腿等服务。而针对一些不孕不育患者，老板甚至会代售蛋白粉等滋补品和卖测孕棒。
“今年是中国首例试管婴儿诞生30周年，也是‘送子’产业的大爆发时代。”业界专家表示，中国不孕症的发生率大概在10%~15%，也就是说每7~8对夫妇当中就有1对不能怀孕的，较20年前翻了几番。同时，不孕不育也成为人们选择试管婴儿、代孕等人工辅助方式的主要原因。强大的市场需求促进了这一产业的“繁荣发展”。有数据显示，在我国，需要辅助生殖助孕的育龄妇女大约有300万，每年约有10万试管婴儿出生。
试管婴儿手术也有着明确的适应症和禁忌，即便如此，作为目前最有效的助孕手术，这项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操作的技术，迅速流行起来。2001年，原卫生部审核批准的可以操作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机构只有5个，2004年增加为37个，2007年为102个，到如今也仅有400余个。由此，一些患者等候求诊时间少则几个月，长则一年多。
有做过此类手术的患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试管婴儿”分步骤分阶段进行，按阶收费，因此费用较高。通常情况下，初期，收费为3000元~6000元；取精取卵期，收费在万元以上，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甚至会达到2万元；着床期，收费约为1万元。再加上前后的调养费，这么算下来，总计约需要五六万元。
试管婴儿往往与代孕绑在一起，如果女方自身条件不允许，代孕便是下一个环节。“代孕”一直存在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其费用更是不菲。
人工辅助生育还需政策“关照”
“当前，不孕不育已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此前，成都送子鸟不孕不育医院副主任医师丁汝平曾表示公开，如果任其发展，不仅会影响到家庭和谐，还会影响社会劳动力平衡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但要改变这种状况，任重而道远。
事实上，随着育龄男女不孕率持续增高以及国家开放二孩政策的大背景下，试管婴儿、代孕等人工辅助生育手段的使用率也大幅上涨。不少业界人士认为，人工辅助生育手段有其存在的社会价值和产业价值，但由于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监管力度不够，造成了“送子”产业乱象频发，尤其是“地下”试管婴儿极其混乱。
据国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在以“医疗”为目的的前提下可以在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机构中实施试管婴儿，但面对强大的市场需求，正规医疗机构往往难以满足。所以许多人把目光聚集到地下产业上，进而推动乱象产生。
有知情人士透露，地下试管婴儿产业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被明码标价：8.8万元可选择胚胎性别；加1万元可以用别人的精子；再加几万元可以用年轻貌美女性的卵子；如果肯花费40多万元，可以使用自愿者代孕……
“地下试管婴儿产业的活跃，又催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知情人士表示，很多非法机构为获取卵子，把目光瞄向了女大学生，因此不少女学生加入了“卖卵”大军，而后果往往是得到了少量的金钱，送走了健康。同时，又因为“传宗接代”的观念，“地下”试管婴儿更加剧了男女比例失调。而“地下”求子引发的法律纠纷更是层出不穷。
面对此种情况，不少人呼吁，发挥法律监管的震慑力。然而事实却是，针对试管婴儿及代孕，过去我国主要依靠《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中的相关条文进行一定监管。
“关于人工辅助生育的具体实施，中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及相应的政策。”此前，鉴于法律、伦理等难点，中国目前明令禁止代孕。2015年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删除了“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条款。
有专家称，这一举动曾普遍被认为是中国将走代孕合法化之路。但其实，这只是基于当前中国不孕不育现状作出的微小调整。辅助生育手段的规范化，还需要政策的重点“关照”，需要制定法律加以规范。（记者 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