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刘金环 傅明发自北京、广州
位于广州市梅东路17号的广东省计划生育专科医院里，挂号处的工作人员明显察觉，近来来备孕的患者多了。
突然造访的一批中年妇女让治疗不孕不育的医生忙碌了起来。“这一个月病人数量猛增了30%。主要集中在40-48岁女性，想治疗不孕不育。”医院里 一名门诊医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作为广东省卫计委的直属事业单位，广东省计划生育专科医院以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疾病诊治为主要业务。
这名医生接触到的情况，与国家卫计委所掌握的数据基本吻合。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11月1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据测算，目前中国有1.4亿已育一孩的已婚育龄妇女，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后，新增可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9000多万，其中约一半人年龄为40-49岁（1966年-1975年生）之间，有4500多万。而在9000多万新增可 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里，有着最强烈生育意愿的，恰恰集中在这4500多万人中，尤其是城镇妇女。
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一名不愿具名的官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二孩意向调查初步表明，全面放开二孩后，生育二孩欲望最为强烈的是70后，但由于她们已过最佳生育年龄，成功妊娠并生育的可能性较小；而应该最有可能对二孩作出贡献的80后，生育二孩的欲望则很淡。
60后70后妇女要面临的挑战还不仅是已过最佳生育年龄。据北京市卫计委2014年6月公布的情况，近年来，高龄妇女妊娠成功率正在逐年下降。
这亦是国家卫计委目前最为关注的其中一个问题。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国家卫计委正在频繁视察生殖健康中心，并组织开展调研生殖健康权利保护工作。前述官员对时代周报记者总结说，政策转变后，卫计委的工作是“既要帮助群众解决生得出，还要解决生得好的问题”。
根据目前公布的消息，全面二孩政策最早将在明年初落地。如今距离明年，还剩下不到一个月，人人都在翘首以盼，尤其是高龄“妈妈”们。
这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与时间赛跑。
为了来之不易的事业编，再等等
37岁的周小北已经做好了准备。政策让她多年来的心愿终于有机会实现。
10月底那一天，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全面二孩”消息让她有点蒙。“一直有小道消息，但没想到这么快就有白纸黑字的文件出来了”，继而是狂喜，“终于可以再生一个了。老公、双方父母、我自己都希望再要个儿子，一儿一女才好”。周小北有一个9岁的女儿。
回忆起当天的心情，周小北思忖了一番，对时代周报记者这样形容：“就像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心里终于松了口气，但举起来的胳膊迟迟还不能放下。”
和她一样兴奋不已的还有医院的同事们。第二天一整天，周小北所在的广州一家社区医院检验科，医生护士们谈论的全是二孩话题。“有个40岁的大姐第二天就找熟人医生偷偷把节育环取了。”周小北说道。
一个多月过去了，二孩话题热度没有减退，仍旧是周小北和她的朋友圈的主要谈资，越来越多的同事和朋友加入了“备二孩”队伍。“特别是几个45岁以上 的，现在都忙着备孕呢，她们是再也不能等了。”周小北算了一下，科室里明确表示要生二孩的不止5个—而且都是和她一样，年龄在35岁以上。
周小北倒不这么心急，她觉得自己还算是年轻。也许是职业原因，周小北保养得宜，白皙的圆脸上没有一丝皱纹，看上去比实际年纪小很多。
她要等到政策落地。
“我是事业编制，而且明年政策就出台了，等半年而已。”11月4日，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对媒体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必须 依法实施，全国人大(微博)常委会将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配套的法规规章也需要做相应修订。在法规修订之前，各地仍执行现行的生育政策，不得自行其是，最终 政策的落地时间将保持一致。
从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周小北又等了两年。“我和老公都不是独生子女，没资格申请二孩。但是当时已经有预感，再过几年政策还会再松 动。”周小北来自湖南永州，大学毕业后在广州一家三甲医院工作，两年后才考取了现在单位的事业编，她家现在的一套房子正是医院早年分配的福利房，每个月出 租房子有1000多元收入。这份工作带给了周小北房子、户口，因此她不敢也不能冒风险抢生二孩。
“似乎我周围70后家庭吵着生二孩的确有不少，年龄基本在36-43岁之间。”前述国家卫计委官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据王培安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透露，2004-2006年间，国家卫计委曾调用300多名专家，开展为期两年多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其中，40岁以上高龄生育二孩愿望妇女的评估和计算是一项工作重点。目前，相关的调研工作还在继续。
“计生服务任务激增”
周小北的顾虑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她出生那一年，“计划生育”政策被提出，1980年开始正式施行。“如果不是有个弟弟出生，我会是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1980年，周小北的弟 弟出生，之后的变故在年幼的她心里留下了阴影。同样身为小学老师的周小北父母超生，在学校里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弟弟同时到来的，还有生活拮据和精神压 抑。
“学校的布告栏张贴着我父亲的名字，我特别怕被同学嘲笑”，而且“当时父亲一个月工资不到40元，每月缴纳的超生费是13块8毛”。说到“13块8毛”这个数字，周小北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尽管如今的她家境优渥，丈夫是某知名企业的销售骨干，自己也有着稳定的事业编，双方都有兄弟姐妹，养老压力并不大。但童年的经历，在35年后的她身上依然留下了阴影。
周小北，这样一个普通母亲见证了一个基本国策的开始与结束，她说这像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新政策就是为我们这样体制内的人还有工薪阶层准备的，有了它，我们才能没有顾虑地生孩子。”她对此无限感慨。
“生育二孩欲望最为强烈的是70后，这与70后大多非独生子女的个人背景有关。”国家卫计委一名不愿具名的官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而让文章开头广东省计划生育专科医院的医生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想要生双胞胎的患者，今年已经48岁。“做了检查之后，激素水平、卵泡质量都不理 想。”出检查结果的那一天，患者的丈夫也来了，得知结果他们心情很低落。交谈中得知，这对夫妇儿子在国外读书，他们有了空巢感，加上经济条件好，身体状况 自觉良好，非常想再多生一个孩子。
还有一个43岁的患者，孩子已经上高二。“听说是经历过唐山大地震，光一个儿子没有安全感。”前述医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