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卫计委的工作安排中，“生殖健康”属于当务之急。前述国家卫计委官员透露，目前国家卫计委对于与生殖技术相关的工作已有所部署。“通常有这样几句话，第一是要解决生得起的问题，光这一句话就有大量工作，特别是在大城市—一是经济负担问题，再是精力问题。第二是要解决生得出的问题，目标人群40-49岁的占50%。第三是要解决生得好的问题，而且还要做好相关的服务，生得好就是优生优育的问题，所以任务是增多了，任务是加重了，这个队伍（计生队伍）只能巩固、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说道。
36万元的户口
周小北的邻居张欣茵2年前差点就生了二孩。她是广州市一家公立幼儿园的保育员，丈夫是一家大型装修公司的室内设计师，两人已育有一子。
“儿子稍微大了，我们有精力再生一个，而且看到身边的亲戚朋友几乎都是两个孩子觉得很羡慕，家里长辈也说现在生的话，还有精力帮我带孩子。”本以为只是交一笔社会抚养费的事，还可以应付得来，但从生了二孩的朋友处，张欣茵得知除了社会抚养费，还要加上上户口费，最高能到36万元，最终打消了生二孩的念头。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12年，广州共征收社会抚养费4.7亿元，2013年上半年，广州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达3亿元。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还曾透露他从广州市财局获悉，“超生罚款，广州平均价约20万元”。
巨额的罚款让工薪阶层的张欣茵一家负担不起，他们也不愿将孩子落户到老家乡下，“老公否决了，说这样对二宝太不公平”。
张欣茵和周小北同龄，全面二孩的消息传来，她要二孩的念头又萌发了。现在她已经在调理身体备孕，杜绝一切冷饮生食，每天吃叶酸和维生素B。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胡湛调查发现，在一线城市中，政策空间和个人家庭的操作空间非常大，不少人有出国生育或将子女送出国的机会，高收入者有能力支付社会抚养费，原本被政策限制的生育意愿在诸多政策空间下都被释放了。
新政策的受益者不是这批人，而是像张欣茵这样的家庭。
为难的亲子关系
得知父母要再生一个宝宝，周小北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彤彤一开始很不开心。
“一开始试探性地问她，她说不想要弟弟妹妹。有时候甚至会大哭，觉得我们不爱她了。”周小北这才隐隐感觉到，独生子女很难有分享意识，急忙跑去向别的家长求助。
张欣茵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儿子嘴上没说什么，但也并不开心。那天儿子问她：“妈妈我可不可以和同学一起去上街舞课？只要1200块钱一个月。”张欣茵不忍心拒绝儿子的要求，但她意识到，再要一个孩子可能会影响对第一个孩子的投入。
“现在只是想到今后需要把现在的三居室换成四居室，孩子上自己工作的幼儿园每月1300元，等到上小学每学期5000元……”她就再不敢细想下去。“80后夫妻卖宝马才能养活二孩”的新闻，当时她一笑置之，现在都活生生摆在眼前。
据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在想生二孩的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心理难以接受的问题相当普遍，有的孩子甚至会阻止父母同床睡觉，更有以死相逼者。
红树林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曹文改最近已经接到60起关于二孩的咨询，其中不少是前文提到的独生子女心理问题。
曹文改擅长亲子关系。“来咨询的一般分两类，一类是35岁以上的人群，他们来寻求时间精力等方面的合理分配方法，特别是和第一胎怎么交流沟通；还有一类年轻咨询者，他们自身不愿生二孩，迫于父母或者其他方面原因，寻求心理压力释放。”她说。
经过一个月的交流沟通，“现在女儿不排斥我们生二孩了。因为这样我就不会只盯着她一个人上辅导班、做功课了。”周小北说。
张欣茵则准备跳槽去另一家幼儿园，虽然距离很远，“但工资有5000块钱，比现在高了快一倍”！她要为二孩再准备些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