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案涉的医疗机构看，既有公立医院，也有民营医院；既有综合性医院，也有医疗美容、男科医院等专科医院；既有大型三甲医院，也有中小医院、个体诊所等各级医疗机构。案涉纠纷主要涉及妇产科、外科（骨科）、肿瘤科、肛肠科、内科、医疗美容、儿科、泌尿、肝肾等常见科室。从涉及的医疗过失类型看，存在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诊疗技术规范的过失、违反伦理规范的过失、违反管理规范的过失等多种情形。法院判决认定医方存在过失的情况主要体现为未履行告知说明义务、诊疗行为不符合当时的医疗水平以及病历资料书写、管理不规范、未提示尸检等方面。
据了解，绝大多数案件都是由患者作为原告起诉医疗机构，诉因涉及诊疗行为妥当性、误诊误治、延误治疗、过度医疗、告知说明义务以及医疗产品责任等，极少数案件是由医疗机构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患方一般是因为拒绝办理出院以及不支付医疗费而成为被告。
“医患关系的改善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与努力”向金华说，“加强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司法行政部门、省市医学会及司法鉴定机构的经常化沟通，参与相关部门大调解格局的多元化解，促进医疗纠纷诉前阶段的预防与解决，平等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实现医患关系的和谐稳定发展。”
案件区域分布失衡
调处难度增加
白皮书数据显示，2015-2017年，在广州各基层法院受理一审医疗纠纷案件中，越秀法院269件，天河法院112件，海珠法院103件，番禺法院92件，花都法院76件，白云法院66件，分别占比为30.06%、12.51%、11.51%、10.28%、8.49%和7.37%，以上六区医疗纠纷收案数占一审案件数的80.22%。上述数据显示，各区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与各区医疗资源分布呈正相关的关系，折射出广州乃至全国目前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侧面反映当前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程度亟需大力改善提升。
白皮书显示，2015-2017年，医疗纠纷一审调撤率分别为38.43%、28.09%、22.83%，二审案件调撤率分别为7.69%、6.58%、3.25%。“医疗纠纷案件调撤率连续走低，反映了医疗纠纷案件较其他民事案件调处专业性强、难度大的特点，这也进一步说明进入诉讼程序的医患双方矛盾更为尖锐，选择进入诉讼程序中的医患双方更期望人民法院能够通过判决‘输出正义’。”陈冬梅介绍说。
鉴定模式变革效应显现
医方承责比例上升
据陈冬梅介绍，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后，由各级医学会组织进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难以满足鉴定人出庭的要求，同时因为举证责任的改变，对医疗过失、因果关系等涉及医学专门性问题的查明从过去“由医学会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为主、由法医学鉴定机构为辅”的鉴定模式逐渐转变到“由法医学鉴定机构组织医疗损害鉴定为原则，由医学会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为例外”的鉴定模式上来。
白皮书数据显示，2015-2017年期间，在广州中院以判决形式结案的229件二审案件中，医方承担责任的案件有178件，占比77.73%，其中有6件由医疗机构承担全部责任；有41件案医方不承担责任，占比17.9%，另有10件案涉及医疗费的支付或出院条件问题而无关责任认定。而2012-2014年以判决形式结案的175件二审案件中，判决医方承责的案件有114件，占比65.1%，判决医方无责的案件有61件，占比34.9%。
此外，法院对鉴定意见的实质审查力度也较前显著提升。在2015-2017年审结的二审案件229件中，未采纳鉴定意见的案例14件，部分采纳鉴定意见的案例27件；二审改判责任比例的案件共计23件，其中有11件减轻医方责任，有12件加重医方责任，另外7件因鉴定意见明显不能成立而需进行重新鉴定。
对于涉及医学专门性问题，广州法院采取多项措施强化对鉴定意见的实质审查，提升法院对鉴定意见科学性的判断能力，避免“以鉴代审”的弊端，切实提升了审判质效。在裁判理念上，严守医疗损害责任属于过失责任的本质属性，坚持医疗机构无过失则无责任的一般规则，强调医疗卫生服务属于方法债务、手段债务，而不是结果债务，避免结果归责，区分责任成立与责任范围，强化裁判文书说理，提升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
充分整合资源
共促医患关系和谐
医患关系紧张，医患冲突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近年来，广州法院在完善、优化医疗纠纷调处机制上多方着力，准确把握医患矛盾基本规律，充分整合司法、行政等各类资源，引导患者理性维权，促进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依法依规行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