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最大的精子库拒绝接受患有自闭症患者或确诊其他精神疾病的患者（如注意缺陷障碍症、诵读困难症或强制性障碍等）捐献精子。
伦敦精子银行的政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如果你对遗传学的误用有系统的观察，你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在卵子捐献（和精子捐献）前，需要对基因进行扫描诊断并不少见，这种检查旨在排除家族中有自闭症、阅读障碍症或注意缺陷障碍症等病史的捐献者。有相当多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症状都有很强的基因遗传成分。
在美国，对精子银行的管制非常宽松。从偏爱的宠物和兴趣到星座，精子接收者可以自由的做出任何选择。在以色列，精子银行保存着大量军人，尤其是战场士兵的精子。早在上世纪8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就有过一个失败的先例——那个精子银行只保存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精子。两年前，西澳大利亚生殖技术委员会批准一家试管受精诊所进行胚胎着床前遗传学诊断（PGD）。这项技术可以通过扫描确定胚胎的一些特性，如在移植胚胎前先判断胚胎的性别。由于自闭症在男孩中更加常见，该委员会批准对有自闭症家族病史的男性胚胎进行进一步扫描检查。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也紧随其后。值得庆幸的是，英国的生育监管机构没有趟这样浑水。人工授精与胚胎学管理局（HFEA）拒绝批准这种技术，并指出自闭症谱系障碍间的多样性，以及性别选择背后过度投机的心理。
通过选择性别来必变自闭症的有效性还存在争论。作为起草了性自闭症诊断标准的美国精神病协会DSM-5工作组顾问，我和同事们在自闭症社区接触到的案例表明，自闭症之间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社会学问题，而非生物学问题。男孩自闭症的确诊案例是女孩的四倍，许多研究人员相信其中至少有部分原因在于，社会对于女性的自闭症未能做出全面判断。
由于不同的社会期望和部分医疗专业人士的微妙偏见，妇女和女童的自闭症症状更容易被忽视——种族、年龄和收入间的确诊差异也是如此。通常，临床医生还是普遍会考虑一个来自中产阶级的八岁白人男童可能得了自闭症，但不符合这套标准的病人则很容易被忽视。
尽管如此，试管婴儿进行性别选择的目的很明确：人们不是简单地想要创造出“精心打造的婴儿”，而是希望运用生殖技术来减少未来几代的自闭症患者。世界各地的私营精子（卵子）捐献项目、试管婴儿诊所和实验室做出的决定，可能最终将改变全人类。
上个月，我和180名进步学者、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一封公开信件中表达了对基因改造工程将如何改变人类遗传基因的思虑：对人类基因组的改造可能会为我们的后代带来不可逆的改变。新技术的出现，将允许我们”定制后代”。
包括我在内，许多自闭症患者会为我们自己独特的认知、感受和社会交往方式感到高兴。比起其他没有自闭症的人来说，我们在认知方面拥有一定的优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许多实实在在的社交与感知处理障碍。
不过，虽然有相关证据表明，消除孤独症、阅读障碍症和其他类似的精神疾病在减少伤害的同时，也会减少许多有价值的天赋，但这并不是我们反对优生优育的主要原因。人们到底是通过基因工程筛选自闭症、强迫症或诵读困难症等精神疾病，还是筛选更具优势的社会适应能力、运动能力和性格，这两者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分解线。
精神性残疾可能包括了一些极易导致疾病的属性，这种属性广泛存在于人类中，但当这种属性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就构成了显性的疾病。如果我们相信养育孩子就要确保优势基因能够传承下去，这些“定制”的孩子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隐忧。
此外，许多残疾其实是有特定的背景的。例如，在文字没有普及的年代，如今被诊断为患有学习困难症或智力障碍的人可能就不会被视作精神残疾。而未来的社会和科技进步，都可能带来新的疾病。这也意味着，消除“残疾”的诉求也会不断改变。这种改变可能会使人类更加不平等，也更缺乏多样性，甚至，有可能会减少人口总数。
当优生学理论开始左右生殖技术，公共政策层面的责任担子就越发沉重。英国人工授精与胚胎学管理局（HFEA）对伦敦精子银行扫描项目的调查非常值得鼓励。现在，HFEA已经采取措施，禁止将种植前遗传学性别诊断（PGD）作为预防自闭症的投机方法。这种逻辑也应当运用到精子和卵子捐献的相关法规中。
当然，我们也不该止步于此。世界各国的监管机构应当有意识地控制优生优育操作。新国籍法应当增添相关条例，避免为“定制婴儿”的产生提供温室，也避免因此带来的医疗旅游。
要处理好这些挑战，尤其是在一个女性生殖选择权微弱的社会，人们就不得不面对棘手的伦理问题。但为了避免让毫无节制的自由市场“定制”人类的未来，政府必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翻译：周依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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