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1840年-1895年），海上画派巨匠，与吴昌硕、蒲华、虚谷齐名为“清末海派四杰”，其人物、花鸟、山水、走兽、虫鱼无所不精。在清末乃至19世纪的近代中国绘画历史上，任伯年尤以其人物画显示出其别具一格的意义。
近日，“妙笔传神——中国美术馆藏任伯年人物画特展”在中国美术馆对外展出，此次特展遴选中国美术馆馆藏精品近70件套近百幅，对其人物画进行相对全面、有针对性地展示与研究。据悉，展览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馆藏作品类型，特设三个展览板块：源·流——任伯年人物画之承变影响；古·今——历史故实与写真纪实；雅·俗——风雅生活与民俗祥瑞。
任伯年（1840年-1895年）
韩信 任伯年 中国画 29.4×18.2cm 1885年 中国美术馆藏
任伯年（1840－1895），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名颐，字伯年，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寿道士等，以字行，浙江山阴航坞山（今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人，清末著名画家。自幼随父卖画，后从任熊、任薰学画，后居上海卖画为生。在“四任”之中，成就最为突出，是“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海派四杰”之一。
展厅现场
作为清末“海上画派”的重要画家，任伯年在人物、花鸟诸传统绘画领域都有建树。其人物画，早年从陈洪绶法出，形象夸张，富装饰效果。后练习铅笔速写后，变得较为奔逸。其写照技艺，高妙绝伦，曾为虚谷、胡公寿、赵之谦、任薰等多人画像，无不逼肖。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其《酸寒尉像》轴，写吴昌硕着官衣立像，极其传神；其花鸟画，早年以工笔见长，仿北宋人法，近于陈洪绶。后取法恽派及陈淳、徐渭、朱耷的写意法，笔墨趋于简逸放纵，设色明净淡雅，形成兼工带写、明快温馨的格调。
钟馗 陈洪绶 中国画 180.5×89.5cm 1648年 中国美术馆藏
献瑞图 任伯年 中国画 148.7×78.2cm 1872年 中国美术馆藏
就其个人的艺术成就看，任伯年的花鸟画可能并不亚于其人物画，但就“海上画派”而言，在其前后的虚谷、蒲华乃至吴昌硕诸辈，都主要以花鸟画享名，与这些同人们相比，任伯年在花鸟画上的成就相对就不甚突出了；换言之，如果任伯年毕生没有其人物画的成就，那么也许就没有其今天“任伯年”之盛名，所谓的“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伯年）、任预，也可能就不存在；或者说，不包括任伯年的“三任” 或不包括任伯年与任预的“二任”，也还可以存在，但名气会小得多。无疑，就绘画史的意义而言，具体地说，在清末乃至19世纪的近代中国绘画历史上，任伯年是以其人物画（尤其是 “写真”画像即肖像画）而显示其别具一格的意义的。
赵德昌夫妇像 任伯年 中国画 148.5×80cm 1885年 中国美术馆藏
屏开金孔雀 任伯年 中国画 184×94.5cm 1877年 中国美术馆藏
这一点，也正是美术史家王伯敏先生的看法。他认为，“对于任颐的艺术造诣，就其个人来说，花鸟画的本领比较高，若以当时画坛的情况而言，他的人物画影响比较大。因为画人物的画家少，有成就的更少，所以像任颐那样的造诣，自然比较出众了，作为画史上的评价，当然首推他的人物画。”
钟进士像 任伯年 中国画 132.2×65.6cm 1891年 中国美术馆藏
然而，回溯对任伯年的学术研究与画史定位，其间也充满着各种不同声音。在其生前，吴昌硕誉其为一代“画圣”；虚谷评其“笔无常法，别出新机，君艺称极也”。在其逝后不久，其子任堇记曰：“今日论者，佥谓曾波臣后第一手”；徐悲鸿更是为其撰写评传，“定之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更引达仰论评说：“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但在文人画话语权力的惯性影响下，也一直存在着“任伯年作画不能脱俗”“格调不高”“缺少书卷气”“文化修养不够”等看法。立足于当下时代，如何更为客观地从历史语境和现实启示来重新评价任伯年，显得如此的迫切和急需。陈半丁曾这样比较任伯年与吴昌硕，“他长于巧，吴长于拙；吴的拙处胜于他，他的巧处胜于吴。吴的学历胜他，他的画才胜吴。……但是，他讲究结构，用色舒服，用笔巧妙，这是同时代画家所赶不上的。”在比较中客观地分析优劣特点和各擅所长，而并非简单、武断地整体否定，此为可取之法。另再如不少研究者指出，任伯年的主要艺术特点正在于“雅俗共赏”，而他的“俗”是平易近人的通俗，而非低级趣味，“是把自己的艺术供广大读者欣赏，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这恰恰是其不同于其他画家的个人独创性和独特性，是其绘画艺术与众不同、大放异彩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