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时(在去南京的路上)只要发现就干，就是说把背囊放在旁边，就地给干了。有年轻的也有50岁左右的，都是农家妇女：父母没给藏起来，放东西的阁楼里 和寺庙里藏得最多了。进军的时候自己心情会变得粗暴……干了50个人以上。现在想起来简直不是人干的事情，自己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成了真正的畜生，上司们 不会注意你的，因为自己也在干。
也没有宪兵来，在中国的时候一次也没有见过宪兵，至于干完了给杀掉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干过，而且也没有听说过。所以不知道 有没有那种情况。但是，在上海和南京经常可以看见女人的尸体。在北支也见过，是裸着身子的。”(田所耕太，1916年3月出生，南京战时第16师团步兵第 38联队第1大队，2000年6月采访)
再如东征雄回忆——“肚子虽然饿得受不了，但只要看见女的就立刻来了精神”：
“大家都把领章(所属的部队不同，领章的颜色也不同)摘掉后去抢东西。肚子虽然饿得受不了，但只要看见女的就立刻来了精神，一把就把女人给抓起来了。很丢 脸，这段话就到此为上吧……部队里的所有人都干，就算说默认吧：把女人打得半死不活的，因为反抗嘛。女孩子往往是晃着腰不让放进去，媳妇(已经结过婚的女 人)比较好干。太丢脸了，就到此为止吧。”(东征雄，1915年8月生，南京战时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3大队，2000年6月采访)
再如下山雄一郎回忆——“我甚至亲眼见过在路中央干的”：
“也有人去征发女人。可能越是有老婆的入就越是忍不住吧，他们经常强奸女人。骑兵当中也有这种人，他们抓住女人就在百姓家里干了，我甚至亲眼见过在路中央 干的，就是我们中队的。师团不是有过‘不准强奸’的命令吗?听说宪兵也进城了，不过最终还是没来。他们强奸过女人之后就杀掉。听说我们师团也有这种事，我 还听他们洋洋得意地讲过。说什么他一个人在路中央强奸，支那人都见到了。”(下山雄一郎，1916年5月出生，南京战时第16师团骑兵第20联 队，2000年11月采访)
与肆无忌惮的强奸相伴随的，还有各种令人发指的衍生罪行。如据大田俊夫回忆，其所在部队某士兵因强奸而染上淋病之后，曾杀害中国儿童用其脑浆治病：
“一部队的一个一等兵对我说‘喂，对不起，给我看一下’，一看，发现阴茎已红的都肿起来了。也不让洗澡，卫生兵的药只有碘酒。得了淋病的话，小便的时候， 疼得无法忍受，于是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中国孩子给杀了，用护身用的短剑，把支那人的脑袋劈成两半儿，取出脑浆用饭盒煮开后吃下去了。
分队长和队友们其实都 知道，但大家都装作不知道：当我看着他吃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尝一尝吗?’”(大田俊夫，1913年8月生，南京战时步兵第16师团33联队第3大 队，2000年7月、2001年1月、11月采访)(编辑注：本小节资料，全部引自松冈环《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 一书)
“慰安妇”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慰安妇”制度既是日本封建主义的产物，又烙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印记，是日本传统的封建主义与军国主义思潮相互影响的怪胎。
“慰安妇”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革命。根据日本军医机构保存的档案，由于 战事不利，情绪低落的日军士兵把抵触情绪发泄在了苏俄妇女身上，强奸事件层出不穷，并导致性病在日军中大规模流行，从而严重削弱了日军的战斗力。
据日本有 关方面统计，死于性病的日军官兵超出了阵亡的官兵。当时近20%的日军士兵患有性病，约合1.2万人，总数相当于日军一个师团。从那时起，日军高层便开始 考虑大量掳掠被占领国女性充当日军军妓，以避免性病流行减弱日军战斗力。
在军国主义的氛围里，日本军人的人性完全扭曲。在他们看来，杀人放火是为天皇尽忠的表现，强占民女是为了把那些女性的肉体和灵魂“奉献”给“有功之臣”。 这造就了二战中一支兽欲横流的变态部队。这支军队不仅要占领别国的领土，而且要对英勇抵抗的当地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
在日军眼中，那些任其蹂躏的妇女的身 体代表了她们的国家和民族，日军把在战争中流的血，甚至险些丧命的仇恨，都发泄到了她们柔弱的身躯上。
目睹此情此景，连日本的盟友——纳粹德国的驻华外交 官，在其发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也不禁写道：“枪杀无辜、强奸妇女和掠夺钱财的消息不断传来。现在日本人也把被强奸妇女的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当成侮辱对 象……这是一支禽兽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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