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房早已超越了“身体器官”而成为了“社会化器官”。它承载着公众的健康、审美和道德等多重焦虑。
文|杨时旸
女性乳房可能是人类身体上最暧昧的器官。这个包含着腺体、肌肉组织和脂肪的哺乳系统早已超越了哺育后代的基本作用，转而成为了人类审美的承载物。它被赋予的符号与象征意义与社会思潮紧密互动，尤其在中国近几十年急剧变迁的时代流转中，乳房承载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焦虑意识，健康与疾病、道德与法律、审美与审丑，已经解放的肉身与仍然处于困境中的精神，都通过半遮半掩的双乳构建成一道奇异的心理景观。
身体焦虑
安吉丽娜·朱莉决定割掉自己的乳腺，这注定会引发一场风暴。在美国她被赋予了勇敢和英雄的标签，让她做出决定的诊断技术被视为基因诊疗的一个里程碑。但无论美国或者中国，评论她举动的人们更在意的其实是一个性感女星切除乳腺背后的象征意象。
在日常审美和娱乐工业塑造的女性形象中，乳房早已被去除了功能意义上的哺乳器官意味，而更紧密地与性感相涉。乳房这个第二性征的标志性器官被认为可以强调女性的自身性别定位，这个可以适度外露的器官的形状与尺寸，允许被公开地谈论与审视。如果说子宫和卵巢属于女性拥有的“身体器官”的话，那么乳房早已被演绎为一种“社会化器官”，它成为了一种“女性象征物”。正如美国著名作家斯坦贝克所言，“如果外太空智慧生物来访地球，一定会以为地球生物的生殖器官是乳房。”乳房的形象正应对着诗人马拉美所言的“遮掩的情色”。
而以安吉丽娜·朱莉为代表的性感女星的乳房在普通审美层面之外更成为娱乐工业的标识化道具。她对自己乳腺的切除触发了中国公众对于乳房的身体焦虑。根据美国癌症协会2012年的统计，乳腺癌仍高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第一位。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乳癌发病率也与欧美差不多。
相比于其他器官的癌情，对于癌变乳腺的切除，
不单单意味着对于病灶的剔除，更象征着对于女性身份的部分切割。国人对于安吉丽娜·朱莉内心强大的赞赏来自于她敢于自我放弃象征女性存在感的乳房，但越是赞叹，它背面所渗透的焦虑就愈发深重。
如果说，切除乳腺是切除女性身份和自尊的象征，那么与之相对的丰胸则是女性对自身性象征的自发性增补。这种以填充异物增加身体曲线的手术，根据国际美容整形外科学会的最近统计，实施人数排名中中国人排名第五。中国人在对乳房健康焦虑的同时，也同样焦虑于曲线的不完美。在公共媒体中，深邃的乳沟被命名为“事业线”，这个原本来自娱乐圈、以暴露乳沟谋求曝光率的形象词汇已经逐渐蔓延至普通职场。人们在事业线和丰胸广告的汹涌包围下，愈发开始为自己身体曲线委屈求全。
审美焦虑
女性对于自身线条的不满和对于乳房健康的不安有着深刻的社会前提——双乳可以被公开谈论和展露美感。当下可能是中国数千年来对于乳房解放得最为充分的时代。塑形内衣、整形手术、比基尼和深V礼服无处不在激发着公众对于双乳的凝视欲望。而对于乳房的封闭到敞露只有短短的数十年时间。
在1950年代，旗袍完成了悲壮的谢幕，瞬间就被宽大的劳动服与干部服取代。当时女性的衣裤与男性无异，它们的目的在于遮掩、包裹而绝非暴露和强调身体的曲线。在彼时的影像展现中，只有敌人的女性才拥有粉嫩的肌肤和玲珑的线条。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女性内衣成为了一种带有先天罪恶感的存在。
正如著名服装设计师迪奥所言，“如果没有塑形内衣，就没有服装工业。”针对女性乳房特点的内衣起源于14世纪初的欧洲，经过多年演变，1907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胸罩终于诞生。从一战到1970年代期间，西方历经数次平胸与丰胸风潮，胸罩成为历次运动中重要的象征物。1960年代，女性开始渴望更多的政治与社会自由，胸罩等女性化的饰物成为了压抑的代表，女性团体焚烧内衣以此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女人同样无法拥有胸罩，乳房在哺乳之外的一切含义都被取缔。直至1980年代，内衣在中国才开始多样化起来。西方媒体开始呼喊“中国女人终于有了胸部”。
1985年8月，全国体育界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国家体委规定，参加第四届全国健美比赛的女运动员必须穿三点式泳装，以符合国际标准。许多大城市代表团一次次讨论研究、请示报告，但没有一个城市敢于突破这个服装的禁区，而广东省的体育健美专业户熊国晖培养的四名女运动员最终成为中国首批穿着三点式泳衣登台亮相的女人。比基尼这个以核试验小岛命名的泳装终于登陆中国。女性的双乳借以运动和健美的理由被允许重见天日。在此之前，首都机场的壁画《泼水节》因为裸露的人体还引发过巨大争议。
从1980年代开始，乳房在中国逐步脱敏，从被包裹的器官逐渐成为公众敞视的审美对象。这是身体和道德的双重解放。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身体的解放是社会思潮多元化的重要指标。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很快，双乳不可逃避的被卷入了消费主义的狂潮，逐渐演变成一道充满欲望气息的独特景观。
消费焦虑
很少有人会成功预判，车展会成为展露乳房的最大斗秀场。原本为展示新技术与酷设计的汽车展在中国迅速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乳房秀。
相比于那些希望被贩卖的代步工具，人们更乐于聚焦于车模的乳房。这是消费主义的胜利。在《乳房的历史》一书中，作者玛丽莲·亚隆引用了一位法国医师的话“你可以用乳房促销任何东西”。
在一片硅胶与肉身的交相辉映中，一名叫干露露的女子赫然登场。人们乐于在人头攒动的现场拍摄其半裸的照片，在公开且具有合法性的场合如此高调地袒露双乳，在对性一直“不怀善意”的社会语境中，释放出一种病态般的心理狂欢。
女星们对于事业线的展露在媒介的放大效应下引发了对于普通女性的心理压迫。“做女人挺好”的整形科宣言和各类魔术内衣的广告语都成为了泄露女性乳房审美焦虑的媒介。“性感”似乎成为了当代女性的某种义务。丰胸和减肥一起成为了女性日常考量最多的身体改造工程。
日本AV女优苍井空降中国，巧妙地绕过了自己的本业，利用以肉身建立的原始资本从隐秘的硬盘杀入现实的中国，签下了一笔笔心照不宣的隐秘商业协议。乳房在中国社会中历经被遮蔽、被解放和被消费的不同命运，本身承载着公众心态和社会思潮的巨大变迁，完成了从身体器官到心理景观的语义转换。
(综合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