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天坛医院周边，有大量即将被拆除的筒子楼，这些筒子楼里，原住民并不多，房子多被出租给两类人群住：在医院实习培训的医学生和住院医，还有千里迢迢来北京看病者。
3月7日上午，全国两会北京团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介绍，每天来北京看病的外地人达13万，“这还不包括随同人员”。
“许多外地来的病人，住院医疗费往往成千上万。治完病回去，有的要经过乡镇、县，再到地区一级，才能报销，拿到钱又得经过一段时间，这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经济负担。”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副院长孙丰源委员连续几年呼吁解决看病异地报销难问题。
在人口流动频繁的今天，医保不能“随身携带”，异地看病报销难，一直是令职工感到头疼的问题。其中，大量参加原“新农合”的农民工，无法在城市享受医保看病报销的问题一直是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异地看病报销难
2015年，湖南农民工吴湘云为了看病，在广州、长沙、北京来往4个多月，最后遭遇报销难。
当年6月，在广州务工的吴湘云手上长了很大一片黑色肿瘤。但在建筑工地上务工的他仅有工伤保险，并没有医疗保险。
当年7月，在常德澧县老家参加了新农合的吴湘云回到长沙看病，医院告知他应先回户籍所在地澧县开具转院证明才可报销医药费。
当年10月，吴湘云被北京协和医院收治，但“门诊治疗，一周三次，一个周期两个月”。他在40元一晚的地下室住了20多天后，拿着本已开好但却没用上的住院条和一沓不能报销的门诊费用单回到了湖南。
“不治了，吃住看病都要花钱，太贵了，住地下室太苦了。”
吴湘云看病难、报销难并非个案。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下称《意见》)，其中提出，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对于吴湘云来说，他可以到常德市的三甲医院去看病了。
不过，尽管医保并轨政策已出，但目前各地还在落实中。
山西省残联副理事长、山西省脑康医院院长郭新志代表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两年提出“统筹城乡居民医保”的议案：“如果同一间病房的农民和城镇居民，生的病一样，医保报销却不同，这似乎不公平不合理。”
他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农民工得了慢性病，却不能报销，不敢去大医院，有的农民工得了病硬扛，农民工成为“医托”欺瞒诓骗的对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认为，农村和城市医保待遇差异会产生不公平感，“这是对城乡医保分割的批评。”因此，郑功成说，整合城乡居民医保是人心所向，也是制度一体化和公平公正的应有之义。
异地就医难到底难在哪儿?
城乡居民医保整合之后，农民工就医范围由县级医院扩大到市级。但是鉴于当前农民工就业的流动性，农民工依然还不能马上实现“异省就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为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各地在医保基金的收支平衡上存在很大差异。经济发展好的、交医保多的省市，医保基金就充足，报销标准就不一样。“解决异地就医难，主要靠全国层面协调统筹。”孙洁委员强调。
孙洁委员表示，异地就医难的另一大难点在医保报销目录、用药目录上的问题。孙丰源委员对此也深有感触：“同样一个病，我给病人开了这种药，在我们这儿医保可以报销，到了患者的户籍地就不能报销。所以医保目录也要尽快实现全国统一。”
提升医疗保险统筹层次，为什么这么难?
孙洁委员表示，其根源在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我国医疗保险实行属地化管理原则。医疗保险从费用筹集到报销都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挂钩、与基金结余水平相挂钩。这样，就出现了各统筹地区政策不统一、医疗待遇标准不一致，从而成为阻碍医疗保险联动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医疗保险结算本身就十分复杂，各地医疗保险的起付线、自付比例、封顶线和大额封顶线等政策不一，导致异地就医报销操作难度较大。”
异地结算不仅涉及报销流程和报销手续，其背后还有报销标准和报销资金来源的问题。
孙洁委员说，从目前异地就医的流向来看，患者多是从三线城市到二线城市就医或二线城市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就医。当然，如果医疗服务地属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其医保基金结余丰厚、财力富足，则报销的比例就会多，而如果医疗服务地财力有限、医保基金结余不足以支付当期费用，那么异地就医报销的费用就会受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