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在接受健康界采访时称：由于医疗资源的特殊性，我们把紧缺资源的分配方式完全交给市场是不行的。 视觉中国 图
春节后第一天，中国最大医院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曝出了2万日门诊量的天文数字，成为医疗界的一大谈资；春节后的第一周，北京卫计委与北京同仁医院相继发布年底要取消现场挂号与普通号不限号、专家号将只能经转诊后挂到的消息，一时间也成为舆论的焦点。传说同仁医院“熔断”、医生玩命，以及质疑北京卫计委难以取消现场挂号的声音此起彼伏。
痛点很痛，但解除痛点似乎更痛。到底怎样的改革和管理举措才是行之有效的？此次挂号变革背后是什么样的整体安排？北京卫计委和北京市属医院打算如何打赢这场消灭黄牛、平衡资源的"挂号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接受了健康界的独家专访。
紧缺医疗资源分配不能交给市场健康界：同仁医院作为眼科顶级医院，如果不限普通号，会不会造成北京各区和外地病人都涌过来看病？医院的医生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后续一周、一个月、一年会发生什么？是否有预期？
方来英：从实施不限普通号这些天的数据来看，并没有出现朋友们担心的那种无限度增长和“熔断”现象。另外，我们所谓的普通号不限号，是指只要你来挂号，就肯定要给你挂上。今天挂不上，可以挂明天的号和后天的号，是配合了预约挂号措施同步推进的。当然，医院从人力资源上也做了相应的准备，调配了临床医生来应急。
此次挂号变革是北京市属医院和北京卫计委联合打的一套组合拳，应该说这套组合拳从三四年前就开始打了。这是我常说的医改既要有战略眼光，也要有战略布署，但在战略操作上要找时间窗口。这次变革表面上是针对号贩子，但事实上我们此次的举措只是借助了打击号贩子这个时间窗口，背后是一系列的医改动作。
为什么要有动作？我在内部动员会上多次强调，我们确实要承认体制机制存在问题，但我们不能等，不能因为体制机制这种那种的问题而不行动，只做评论家是没有用的。专家号也罢，顶级医院医生也罢，这是紧缺资源。这些紧缺资源今天会紧缺，明天还会紧缺，除非有一天你堕落了，不再是最顶级的专家了，也就不是紧缺资源了。所以，我们要研究紧缺资源的分配方式。
由于医疗资源的特殊性，我们把紧缺资源的分配方式完全交给市场是不行的。医疗资源不能简单依靠价格调整供给，因为它涉及到人的根本权利--生命权和健康权，还涉及到社会的公平公正，还涉及到医生作为从业者的道德良心。我们痛恨号贩子，不仅在于他们倒腾号源，还因为他们的存在破坏了公民公平公正获得医疗服务的权利，危害了我们的健康权，当然他们还有不当得利。所以我们痛恨号贩子，我们是抱怨体制机制问题只评论呢？还是要有什么行动和措施呢？我们选择了后者。
那么我再说一个问题，大家为什么不能沉下心看一看？同仁医院第一天刚运行了2个小时，各种舆论就出来了，其实当天下午正常结束了门诊。在北京医管局的系统里，我们预约人数已经占了67%，绝大多数病人已经建立了预约的就医习惯。这是我们改革挂号制度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尊重了卫生事业的规律，也做了全面的应急预案，这不是一个脑袋发热的结局。同仁医院之后，北京妇产医院、宣武医院、北大口腔医院都在跟进，我相信后面还会有医院积极跟进。这不是一个医院的改革，是北京市属医院都在积极行动的全面改革，我很为我的同事们所感动 。
我说过要有战略性的眼光看问题，为什么改革要有战略眼光？我们在三四年前就开始推行114预约挂号，推行专家不点名挂号，推行家庭医生，的确就是在为医院未来内部层级转诊、社区与医院之间的分级诊疗奠定基础。紧跟着，我们搞医联体，推行院内层级诊疗和专家团队就诊模式，我们搞多点执业，多点执业解决了以后，我们再让医生强基层。动员医生就是解放医生，就是要让医生的能量解放出来，多点执业不仅仅是解决在哪里执业的问题，而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卫生行政部门改革医生身份的行政审批程序。当然我们还有其他措施，这些措施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推动三级诊疗，构建一个新的资源分配的系统，这是改革所蕴含的真实思想和意义。
未来会发生什么？未来会按这个轨迹继续走。
专家团队诊疗模式就是分级诊疗顶层
北京22市属医院将取消窗口挂号实施非急诊全面预约。 图片来自网络
健康界："专家团队诊疗模式"是不是意味着北京22家市属医院将尝试建立"普通专科医生－优秀专科医生"的专科转诊体系？这样是不是限制了患者直接看优秀专科医生？
方来英：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专家团队是紧缺的医疗资源，我们要研究现有的资源分配方式是否合理。现有的资源分配方式是什么？有时间没钱的，就是在门口排队；有钱的，就是挂特需；有各种社会影响力和关系的，就是走后门。但是，现有资源分配方式唯独没有把我们服务对象最关键的要素——病情考虑进来，面对这样的挂号制度，我们的患者是无所适从的。
三级甲等医院分科分到了四级学科，甚至更细，患者怎么挂号啊？不分这么细行吗？专业要求、学术进步、技术考量都要求我们分得更细，这是趋势。但我们没有考虑分级后的医疗学科如何与患者对接。
另外，高年资的专科医师、教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理论基础，但他们看病要和普通大夫一样，检查病人要从化验单开始看，是否也意味着我们对顶级专家资源的一种浪费呢？我曾经问过一些顶级专家，他们普遍反映的是在他们的病人中只有30%的病人需要专家这个层级，而更多的应该由低年资的医生来解决。这对社会和医院而言，不是资源浪费吗？如何让这个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呢？
还有一个问题，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如果低年资的医生没有实践机会，那么未来何以为继呢？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低年资医生创造更多的临床机会呢？这不是一个卫生行政部门、一个医院、一个医生的事情，这应该是整个社会要做的事情，为了未来公众的最大利益。我相信，我们谁也不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个社会只剩下最后一个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