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在长达两年零七个月的日子里，杨贵轩一直守在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植物人”儿子的旁边。即使医院多次告知杨贵轩，其子已不需要住院，他仍旧和儿子“滞留”在医院。为了让他们撤离医院，佛山市中医院打了两场官司，当地法院下达了“撤离令”。
应该说，这一对父子确实有一些值得同情的地方：儿子因打架成了“植物人”，加害方尚未提供赔偿，父亲又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在佛山，离开医院后，这爷俩恐怕也无栖身之地。然而，这样的结局，却没有理由让医院承担后果。更何况这家医院病患很多，如此无端消耗医疗资源，意味着一些更需要救治的患者，可能被剥夺就诊机会。
这是一个令人痛楚的选择，无论怎样，都有被伤害的一方。可这样的伤痛是如何造成的呢？
首先，我们缺乏基本的救济体系。尽管这对父子自身存在很多不足，但他们毕竟是受害者。在赔偿未到位前，却没有一个组织能给他们提供一点帮助；在他们的生活陷入困顿，难以为继的时候，也没有相应的托底制度，为他们带来基本的生活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某些救助政策的缺失，才导致这位父亲显露出“光脚不怕穿鞋”的蛮横。
其次，我们缺乏应有的病患分流体系。“植物人”在稳定期确实不需要医疗干预，但对护理的需求依然较高。在一个分级诊疗完善的国家，这样的病患会选择让其进入最基层的医疗机构，为其提供基本的医护管理，或者护理指导。虽然这样也有花费，但相对在综合医院占床，不仅费用会低廉很多，也不会占据太多公共医疗资源。
此外，医院自身的利益受到危害后，也缺乏制度上的帮扶。在有的发达国家，患者在入院治疗期间都不用结算费用，账单都是在患者出院后寄到家里。如果患者不能按时支付，不但信用记录马上会被抹黑，还会对其之后的就诊，带来极大麻烦。而我们对于拖欠医疗费用，却缺乏追责体系，这无疑助长了此类事情的发生。
面对法院下达的“撤离令”，病患的父亲宣称可能离院而去。这其实又是给现实的制度提了一个问题：父亲若真离开了，那这个“植物人”该怎么办？难道要在这家医院继续滞留下去？面对一个根本不可能再承担任何费用的病人，除了医院独自承受损失，真的就没有别的解决之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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