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药企人士分析，医院负债对药企的影响还不仅是拖欠货款。以药品零加成为例，表面上看，医院什么价格进药，就什么价格卖出去，不会亏本。但事实上，药品进医院后的搬运、贮存、发货、管理等都需要人力成本，在仓库和药房存放需要电费，特别是需要阴凉库和冷库保存的药品，电费成本颇高。此外，药品贮存、发放过程中也会有损耗。医院肯定不会当“冤大头”，成本自然摊到药企身上。
对此，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多家公立医院院长均表示，实行药品零加成后，财政几乎没有多投钱，医院为了弥补损失，通过带量采购、约定返利点等形式与企业进行二次议价。
据了解，多地的二次议价就是让企业在中标价基础上将供货价下调至少15%。例如，2015年安徽蚌埠卫生局挂出公立医疗机构临床用药单品种带量采购询价公告，要求单品种让利幅度不得低于25% ，即与省中标价相比至少下降25%。
如何化债
公立医院沉重的负债，一方面导致药企大量资金被长期拖欠，累及医药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让公立医院自身短期内难以真正脱离以药养医惯性，逐利机制破除也面临障碍，影响“十三五”医改成效。
虽然2009~2014年财政医疗卫生累计支出约4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累计1.2万亿元，但直接投入医院的部分并不多。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14年公立医院财政补助占政府卫生支出为13.7%，财政投入占公立医院总收入比值仅为7.7%。
2009年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财政不断追加医疗卫生投入，但资金天平逐渐从供方向需方倾斜，医保支出占政府卫生支出比例由2009年的41.6%增加到2014年的46.8%。
诸多分析人士认为，提高财政对医保投入的比例，减少对医疗机构的直接补贴，旨在让资金跟着患者走，从而激励医院提高运营效率，提升服务质量，在竞争中吸引患者。
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在2015年年底的一次论坛上表示，由于我国近一半的医疗费用仍然由个人支出，医疗保险体系尚不完善，完全照搬西方补需方的模式不可行。同时要落实政府办医责任，加强对供方即医院的投入和监管，而且有必要出台法律规范财政投入责任和方式。
“公立医院负债不能任其恶性循环。”陈秋霖认为，恰逢目前正在扩大有效需求，推动供给侧改革，建议政府向医院购买服务，把本应负担却缺失的基建、设备等医院发展建设投入补上去。
也有不少受访人士表示，债务只是表象，关键问题还是要具体弄清楚每家公立医院到底是亏本运行还是有利可图。但在缺乏精确合理的收支结余核算情况下，只能雾里看花。
青岛市财政局提供的材料显示，县级公立医院财务制度的建设和管理一直没有跟上，财会队伍力量不足，导致医院资产管理存在漏洞、折旧计提不合规、会计科目使用不规范、成本管理不到位。
例如，大量的医用材料（包括血管支架、人工关节等高值医用耗材）的资产管理仍停留在已领代支的原始阶段，对于耗材使用过程中的人为和自然损耗几乎没有监控，存货资产管理缺位，存在“跑冒滴漏”现象。而且，高值耗材进价虚高、设备价格虚高、物业管理费用虚高、冗员过多、行政性支出过高等成本漏洞依然存在。
据了解，青岛市财政局近两年开始对公立医院财务报表第三方审计、控制行政性支出和医疗业务支出、医院财务会计制度的培训和实施监督等，开展公立医院支出侧改革。
一些医院也开始了“自我革命”。例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就专门成立运营管理科，厘清全院成本核算单元，制定了成本编码规则和动态管理制度，并引进台湾运营专家团队辅导，招收3位专科经理，协助科主任进行科室经济运行分析、加强成本控制。
“这么庞大的债务，单靠政府补缺或节约机制还不够，要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力量。”史立臣认为，应该支持社会资本采取合作、兼并、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部分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在缓解债务压力的同时增强医院服务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