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龙华 通讯员 黄冬香 张玮 蔡敏 实习生 王嘉心
一根鱼刺引出的病理辨析
24日，“楚天名医大讲堂·走进病理科医生”活动，来到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该院病理科主任聂秀教授，为听众讲述了一个鱼刺的故事：
两个月前，武昌68岁的张奶奶因上腹隐痛，在武昌一家三甲医院看病，胃镜、CT、穿刺都做了，发现胃外面靠近肝脏处有一个不明包块，提示炎症，不排除肿瘤。于是，打针消炎，可一个多星期，包块只消了一点，医生便怀疑是肝癌。
这可把老人吓倒了，老伴又带她换家医院看，结果怀疑是恶性淋巴瘤。老伴拿着切片和检查报告又跑到协和，这次又被怀疑是炎性包块，但也不排除肿瘤。
抱着绝症心情的老人躺上了协和医院的手术台，谁料“剧情”出现大反转。医生将切下的5厘米的包块送病理科进行术中快速诊断，原来包块只是一根鱼刺被周围组织包裹形成的一个炎性肉芽肿块。“吞下的异物从胃里跑到了肝脏，这事确实太罕见。但只有在病理科才找出了真凶，还患者一个明白！”聂秀说，病理诊断是对疾病性质的宣判，被称为“金标准”，如果没有一个坚实的病理支持，临床治疗就寸步难行。
“福尔摩斯”是怎样炼成的
协和医院门诊大楼里，有一层回形设计的科室，这里就是病理科。患者一般很少光顾。
操作间是病理科通向外界的唯一窗口。所有手术中切除的各种类型标本，都会送达这里。然后，由病理医生把这些标本入档，做初步的取材处理。
现场，一名医生“全副武装”，从塑料袋中取出组织，测量其大小，观察其颜色，感知其软硬程度后念出来，然后按一定的方向切成小块，另外一名医生同时做记录。
取好的小块组织经过四十余道程序处理，由病理技术员将其制成切片，病理医生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切片中细胞形态，为患者断病。“切片是只有4微米的薄膜，染上色后在显微镜下观察。”聂秀告诉记者，正常细胞的排列很有美感和规律感，而肿瘤细胞就变化多端，有时装扮成正常细胞的“双胞胎”，有时会扮成很萌的卡通图案，没有固定规律。
每个病理医生每天的“必修课”就是，在显微镜下和细胞们“对话”，了解它们的习惯和性情，辨别疾病细胞的真伪。“快速标本已到，各就各位！”就在参观时，科室的广播里突然播出一则通知。
聂秀告诉大家，这是一例“术中快速切片诊断”。即手术正在进行着，需要对病灶组织做快速定性分析，这时所有手术医生、护士和麻醉师都会等待病理结果，为下一步手术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有的还涉及到重要器官的切除与保留。“术中诊断规定半个小时就要出结果。”聂秀说，短短的30分钟对病理医师不仅是业务的考验，也是心理素质的考验。一方面手术不能等，一方面结果不能错，不能有一丝怠慢。病理诊断结果除了在手术中起决定作用，更是患者在后期用药、化疗等方面的指南。如果误诊，病理医生首当其冲要承担责任。
协和医院病理科年检验量约6万例，平均每天制作切片1500张。
另外，所有的组织标本都需要在甲醛（福尔马林）中储存，医生们只能靠口罩和通风来控制化学物质对自身的损害，头晕眼痛是常有的事。
后继乏人令人忧“病理科与其他辅助科室不同的是，不管检验仪器多精密、手段多先进，最后的诊断还是要靠病理医生本人。”而聂秀对国内病理科人才现状很忧心。
协和病理医师和技术人员加起来有52名，在武汉能与之相当的只有同济医院。而在县级基层医院，病理科人员短缺的现象就更严重，很多医院甚至无法设病理科，有的医院从切片到出报告只有一名医生，这样很容易造成误诊。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注册职业病理医师（含助理医师）共9841人，这意味着每14万人中才有1名病理科医生。目前，全国医院病床超过500万张，按照卫计委2009年公布的《病理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规定》中的“病理医师按每百张病床配备1—2人的标准，我国病理医生的缺口高达4万至9万人。
人员短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病理科技术水平普遍薄弱，特别是在基层医院，对疑难病例甚至普通肿瘤的误诊率都较高，患者及家属带着病理切片奔走于武汉大医院寻求会诊读片的情形并不少见。
为何缺人？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病理研究所所长王国平介绍，病理医生的培养过程是漫长而枯燥的，除了看片子还是看片子，因为读片数量决定了病理医生的水平。
病理界流传三道“门槛”：1万例以上，发初步病理报告；经手3万例，才能复查下级医生的报告；5万例以上才能解决疑难诊断。以每天看20例切片算，完成5万例，需要心无旁骛地看上10年。绝大多数人熬不下去中途就会转行。
此外，在武汉三甲医院，做一个病理检验一般在220元左右，这其中包括图文费、诊断费，“属于医生的‘人工费’所剩无几，完全不能反映出病理诊断的技术含金量。”聂秀说。
病理医生不被认知，也直接影响到医学生的就业选择。业内多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病理学专家认为，如果不改变培养模式，病理科还将继续萎缩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