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6日的全国人大江苏团分组讨论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肖伟痛陈当下药品价格管制的不合理。“药品采购价格不是越低越好。实际上大企业和小企业生产的药品,质量相差程度很大。”肖伟激动地说,只有价格基础保证,才能把产品质量提升一个台阶,鼓励药企研发创新。(3月7日澎湃新闻网)
肖董事长这段话原本说得在理,但基于“国人到日本买马桶盖已经不稀奇,最新又流行到日本抢购感冒药等平价日用品。这也大大刺痛了中国药企的‘掌门人’们”这个前提,就与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对“号贩子”问题的分析,几乎是异曲同工了。刘院长认为“解决号贩子问题要提高挂号费诊疗费”,而肖董事长认为“我们国家不是造不出好药”,关键是要“达到价格和利益的平衡”。看上去,医院出现“号贩子”与“国人到日本抢购感冒药”,是医院和药企收入太低造成的。
关于刘院长的观点,笔者已经发表了看法,而对肖董事长的说法,同样是担忧大于质疑。如果因为药品的定价因素使得我们国家造不出好药,这是要让老百姓骂娘的。无论政府对药企的价格管理是否合理,但如果药企因为成本原因不去研制“好药”,这不是把治病救人的药品当成了可有可无的零食了?
虽说“便宜没好货”,但对于药品来说,衡量其“好坏”却不同于其他商品。何谓“好药”?关键就看疗效,而疗效与药品的价格是成正比的。国人到日本抢购的无非是感冒药之类的常用药,难道国内药企在这种常用药上,也因为价格原因,在配方上“留了一手”,使得这种常用药也不及日本货?那么,医院在治疗重症患者时,经常建议使用进口药,也是因为药企不愿意研制这种“特效药”,而宁愿让国内的药商赚取“差价”?如此说来,那些国内药企愿意生产的药品,在同样的价格机制下,是不是货真价实?
其实,无论刘院长对“号贩子”的分析,还是肖董事长对“好药”的说法,作为在全国两会上的两条建议,可能都让人们感到不爽。要么是他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为自身利益代言,要么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说出了某些“内幕”。然而,这样的建言献策,未免让人觉得失望。如果说解决“号贩子”问题,最终是患者将付给“号贩子”的冤枉钱付给医院;要买到“好药”,也是把漂洋过海去国外的开销付给国内药企,那么,对老百姓抱怨的“看病难,看病贵”有什么帮助呢?
对于全国两会上的代表提案,有一种说法叫做“含金量”。提案有没有“含金量”,“含金量”高不高?应该不在相关代表为自己所在的单位争取到的利益,而是对于全社会的贡献。就这两条涉及“看病难,看病贵”的提案,如果按照相关代表的意见,即使得到了落实,也几乎无关百姓的实际利益。无论是刘院长的“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或是肖董事长的“药品采购价格不是越低越好”,或许在老百姓看来,都是医院和药企在为自己的利益代言。这种提案的“含金量”,似乎都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