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分析称，造成医药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增长放缓的主要因素包括，医保控费扩大实施范围，医疗机构医药费用增长幅度受到限制；药品招标促使制剂价格继续降低，2014年公布中标结果的地区药价不同程度下降；非处方药销售增长慢。根据医药商业统计快报，2014年药品零售市场比上年增长8.6%，增速降低3.4个百分点，慢于整体市场增速。
黄屹认为，目前医药企业的主要压力就是国家政策对于市场非理性的干预较多。“当省级招标价格比成本还低时，产品的质量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同样的产品，虽然我的质量更好，但价格达不到要求，劣币驱逐良币，使得很多质量合适的产品并没有被采用。”
“我们目前压低招标价格的倾向与日本的药品价格管控比较相似，同样是比较严苛，但是我们保证药品质量的体系又没有跟上。”黄屹表示，“压价有一个限度，不能低于成本。日本可能就将这个价格设定在保证质量的药品成本之上，而我们有时的价格只能购买到质量并不合适的药品。”
赵华还向记者介绍：“药品的价格里面确实存在一定的百分比是用于非正规营销手段的，但是利润的压缩如果直接导致与医院或医生的沟通不畅，那么你的销售业绩就会受到影响，进而企业收入减少，只会形成恶性循环。”
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医药行业的很多人员都面临转行的压力。“医药企业也在探索一些新的模式来转嫁这种利润压力，比如将原有的医药代表(销售雇员)转变为‘合伙人’模式，即医药代表需要自己承担销售风险，库存积压企业并不理会，但是业绩优秀的话收入也会有很大的提升。”黄屹说。
据了解，利润的减少对于医药企业的创新影响也不小，对于有能力生产一些高利润产品并维持稳定现金流的企业，还有一定的能力去维持创新，但处境也很艰难。至于一些小企业就没有这个余力了。
请政府拿开干预之手
有专家指出，取消药品统一定价虽然并不意味着取消政府对药品市场的干预，但是确实为药价市场化打开了一扇门。而在市场化模式中，政府将如何定位并把握自己的角色，这也将对医药企业的发展规划形成重要的影响。
世界银行[微博]对85个国家曾进行了一项研究，以企业遵从国际质量标准的程度作为度量标准，对市场管制和市场指标两个项目做了比较。结果发现，一个国家的管制越严重，审批程序越多，企业反而越不遵守国际质量标准。他们还发现，随着审批程序的增多，污染并没有减少，中毒事件发生的概率在上升，地下经济、地下就业的比例在增加，但是企业的盈利并不增加，就是因为增加了大量非正常的交易成本。最近披露的有关2014年世界药品安全犯罪案件有1.1万件，光是流通、监管领域查办的职务犯罪就2286人，这些都是与管制有关的。
张维迎在谈到医药行业的乱象与改革时曾公开表示：“我感觉现在的医药行业比较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管得多。政府管制不仅自己失败，最大的麻烦还是破坏了市场声誉机制。如果每个企业、每个人都特别重视自己的声誉，就不需要政府管制，反之则需要管制。一开始管制多的话，企业会注重声誉，但是管制得过多之后，企业也就不重视了。如果真正想让市场能有效运作，使医药市场更值得患者、病人信赖，最重要就是要放松管制。当然，这是一个过程，不是说一下子都废除管制，一定要给大企业有品牌的成长空间，最后由他们去主导市场秩序。”
对于必要的重大疾病药品一定要严加控制。“政府要做监控者而不是实际操作者，”史立臣认为，“每一个国家、省份都有自己的疾病谱，国家据此所确定的发病率较高的重大疾病，政府一定要做好控制，如中国发病率最高的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但是目前这些疾病的核心治疗产品都是进口的，而我们在与外国医药企业的价格谈判机制还没有形成。”对于同一款产品，我国进口药品价格往往高于其他国家地区，就是因为没有形成有效的价格谈判机制，而采用外国药企申报的价格。
此外，对于医药行业的市场发展也需加以引导。黄屹认为，要实现药企利益与病患利益的平衡，就需要加强目前医药企业的淘汰力度。“中国目前有4000多家医药企业，而美国只有200多家。很多的药企都是县级的小企业，产品只能辐射到县。如果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标准等方式，把医药企业减到1000家左右，让有实力、产品比较优秀的企业市场加大，减少边际成本。药企能够增加收入的同时，百姓也可以享受更实惠而质优的药品。
而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卫生费用纳入GDP的考核方式使得医药企业竞争必然面临政府保护以及区域割据的问题。“以药房托管政策为例，虽然有很多大型药企都有自己的连锁药店，但是他们却很难获得药品托管的委托，就是由于涉及地方财政收入的问题，没有人愿意把这个收入让给其他地区的企业。所以还要尽量减少政府的干预。”史立臣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