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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前，7月18日，国务院所有在京领导，以及31个省（区、市）政府负责人和各部委负责人齐聚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只为了部署一件事：
促进社会投资健康发展。
“这样隆重的阵容讨论这样一件事，之前没有过先例。”国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近年来每年创造了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80%左右的社会就业，超过50%的财政税收。民间投资更以超过社会投资的速度快速增长，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0%以上。但从2015年四季度以来，
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明显回落现象。
李克强为此连续多次开会，部署扩大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工作。这一次再次召集全国各省（区、市）政府负责人齐聚北京，专题部署进一步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这件大事。李克强表示，民间投资是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点。
广东还在增长，东北却断崖式滑落
今年上半年，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13.5%，其中民间投资增速达到19.6%；但安徽、四川等中西部省份，民间投资增速却滑落至6%左右，而东北地区滑落尤其严重，其中辽宁1—6月民间投资为58.1%的负增长。
李克强指出，目前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经济走势分化明显。
东部地区的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增速都不算低，但许多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东北一些省份民间投资回落叫人揪心。
“有的同志分析认为，东北之所以民间投资增速骤降，是因为前些年基础设施建设得比较健全，投资空间小了，真是这样吗？”李克强质问道，“别说辽宁，就是北京在基础建设方面也存在明显的短板，一下大雨一些区域就会出现内涝。其他地区怎么会没有投资空间呢？今年6月以来的长江汛情更是提醒我们，我们的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很多短板，水利工程建设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李克强指出，中国仍处在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扩大有效投资具有很强的关联效应、乘数效应和结构效应，是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更是适度扩大总需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发展的重要方面。
民间投资升温，经济才有出路
扩大有效投资，为什么一定要通过促进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李克强总理算了一笔账：从去年统计数据来看，我国财政预算内投资在5000亿左右，而民间投资总额近15.9万亿，
是财政预算内投资金额的31.8倍，民间投资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超过了60%。
所以我们必须要发挥好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充分释放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巨大活力。”总理说。他向参会的各地方、各部门负责人强调，一定要清醒认识到，激发社会投资活力，“既是发展问题，也是改革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更充分地调动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而是更多依靠政府投资，那不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了吗？”李克强反问道，“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依靠改革的力度，促升社会投资的‘温度’。”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会议当天，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政府的负责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分组讨论，并梳理出促进社会投资健康发展的数十条政策建议。李克强随后提出三点政策要求：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简化行政程序；尽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创新投资模式，增强民营企业的投资能力。
总理说，“我看到有些地方，民营企业要投资一个项目，过去要走200多项审批，现在减少到90项、60项了，但还是太多了。我们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他同时要求，要顺应新旧动能转换趋势，在用好有限的政府资金的同时，加强对社会资金的引导，防止投向产能过剩、污染环境的行业。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李克强的语气恳切而又坚定，“各地方、各部门都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将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稳定在合理区间，确保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并为明年乃至今后几年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打下坚实基础。”
李迅雷：民间投资下滑的深度原因
中国经济下行仍在路上，经济转型也是长期过程。对此，要相信逻辑，不要幻想奇迹。
从2012年至今，民间投资增速从30%降至接近于零也不过用了四年时间。如果相信趋势的力量，那么我们离民间投资负增长也应该不远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追溯历史数据的变化才能找到民间投资下滑的根源。
民间投资下滑是经济增速下行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总体表现为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这可以追溯到2011年，包括GDP、房地产开发投资、汽车销售、大宗商品价格等指标也是在那一年开始减速。经济下行可能是因为总需求减少，从而出现产能过剩和投资回报率下降，但也可以是投资增速下滑。所以，GDP增速下行也不能成为民间投资下行核心的原因。
2011年同样重要的是出现了人口方面的拐点，即按国际标准，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峰值在2010年已经达到74.5%的高点，2011年开始净减少。而按中国的劳动年龄标准，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一个更惊人的数据变化是2015年流动人口首次净减少500多万，流动人口的减少也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消费需求的下降。在我看来，
人口因素才是民间投资下行核心的原因。
经济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口现象。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会增加劳动力成本，从而降低潜在增长率；从消费的角度看，劳动年龄人口同时又是购房、购车的主力人群。人口红利和城市化是阶段性的，处在这一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速都会加快，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和城市化进程的放缓，投资增速的下降也是很正常的，日本、德国、韩国等经济成功转型的国家就是先例。
中国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房地产这两大领域，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比10年前更加严峻，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在2010年就达到了峰值，2016年即便回升也不改今后负增长的必然趋势，因为人口老龄化和移民减少的趋势是不可逆的。所以，民间投资增速的下降及今后的负增长，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需要努力的是如何提高投资效益，而不是想方设法刺激投资，拔苗助长。
传统产业的过剩会逼迫经济转型，如果转型过程中不给予民企相应的新兴行业准入机会，则民间投资增速也必然下降。政府早已看到了这一隐患，于是，早在2005年就颁布了鼓励民间投资的“36条”，可谓未雨绸缪。不过从事后看，当初促转型似乎火候未到。到了2010年，国务院又出台了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把部分国企垄断的行业向民企开放，出台时机极佳，因为是在为应对次贷危机时推出“两年四万亿”的第二年，希望民间投资能够接棒政府投资。
但是，“新36条”的落实情况似乎还是不够理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让民企进入的领域是原先国企垄断的领域，这会因利益再分配遇阻；其次，不少向民企开放的行业往往存在资本、技术壁垒等壁垒，而民企多为草根出身，面对这些高精尖行业或会望而却步；第三，行政不作为现象在各地均有表现，权威人士提出“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也说明政策落实率低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从2016年第一季度看，有人说国企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这种解读并不客观。按我的理解，一个原因与前述经济转型有关；另一个原因则是国企还承担了稳增长的任务。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所有国企1-4月份的负债同比增加了18%，但利润却下降了8.4%。另据上交所的数据，2015年年报剔除金融企业后，上市国企的ROE为5.9%，上市民企为8.1%；所有国企的营收和利润都是负增长。这说明盈利负增长的国企在投资加杠杆，而盈利正增长的民企却在去杠杆。
向民企开放诸多由国企垄断的行业，尤其是很多供给短缺的服务业，当然是刺激民间投资的有效办法，但对过去提出的各种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进行评估和落实仍是长期存在的一大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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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郡 HN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