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进行时，对于热门的号贩子问题，代表们各抒己见。有委员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3月5日，在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刘玉村认为，儿科等医生稀缺是因为价格和价值失调，他提出药品和服务价格“三升三降”的建议：大幅提高挂号费。
“既承认了医生的价值，同时也设立了一个门槛，比如那些慢性病，用不着来北大医院看病的病人就别来了。”刘玉村说，“保守估计现在300万门诊量里有至少100万人次是没必要来的，但是北大医院挂号费不贵，取药方便，服务便捷，他为什么不来？如果提高挂号费，门槛稍微高一些，自然就挡住了一部分人。”
提高住院费、提高床位费。“北京28块钱的床位费实在是太低，如果涨到三星级宾馆的价格水平，147块钱1天的话，这个病人就不会因为一些不必要的原因滞留在医院了，提高了病房使用率。”
提高手术费。刘玉村称，“举个实例，现在一个胃癌手术1000多块，医生护士麻醉师6个人，就1000多块钱。合理吗？所以要提高手术费”。
药费降下来、导管支架这些器材费用降下来、CT核磁检查费降下来。“这样就平衡了”，他说。
与之呼应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凌峰表示赶走号贩子，应从体制突破。号贩子问题反映的其实是医疗体制问题，倒号现象并非全国普遍存在。她表示，根治号贩子必须改变当前全由政府定价的医疗体制，变成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对于一部分稀缺的医疗资源，应适当放开市场调节的空间。
很明显如果按照现在医疗分布不均的现状，如果政府主导，由市场调节，无疑挂号费会比现在要高。号贩子的存在，就是当前由于挂号费“太低”的缘由，但是这样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并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开放市场空间，会不会导致原本就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升级，让百姓看病过程更不容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