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黎平(除署名外)
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将来的历史，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记录。古代史官，拿着笔，抱着本子，在朝廷做记录，这也有点像记者的工作；记录堆积起来，成为“实录”，历史讲究的是“实”，新闻讲究的也是“实”。
一个时代过去后，专门有帮人负责将这些实录等资料编纂起来，这种史官就是新闻编辑。
这些编辑当中，最了不起的是司马光，他编纂了中国史上最了不起的新闻作品集：《资治通鉴》。
手法娴熟：
能将不同新闻风格的作品实施无缝对接
司马光老师二十岁中进士，然后为去世的父母守孝一段时间，再出来参加工作，到68岁去世，而这当中，有15年是待在洛阳，待在洛阳干吗呢？名义上当西京御史台，其实干的是编辑的活，就是在一大堆过去的新闻材料当中编辑整理出《资治通鉴》。可以说，在司马老师四十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有大约百分之四十的时间是做编辑工作，因此也可以冒昧地称他为“司马编辑”。
整合一千三百多年的新闻
别以为编辑就是拷贝和剪切而已，其实编辑往往是在重新写作。司马编辑在整这个活之前，先有一个资料整理小组，这个小组的三位编辑是刘颁、刘恕和范祖禹。二刘编辑和范编辑将整理好的资料，足足几千万字，一股脑儿交给司马编辑，由司马编辑在洛阳的编辑室独自操作。当然，这些都是动用了相当强大的行政资源进行操作的，所以说，要当好一个编辑，强大的平台是少不了的。
本人从事编辑工作已经十多年，对整理资料之苦大有感慨：写稿固然辛苦，合稿也不轻松。要将几个甚至十几个记者的文字合成一条稿，合成之后，线索不能紊乱，报道不能重复，不能矛盾，将十几个人合成一个人，一张嘴巴说话。
司马编辑干的就是这种活，不过，我们是将二十四小时之内的报道整合起来，而司马编辑是将一千三百多年的新闻整合起来。
他老人家经手的记者编辑文字繁复纷乱，例如汉朝记者兼编辑司马迁的《史记》，文字汪洋恣肆，极爱渲染，很有文学青年的作风；《三国志》的记者是陈寿，他见过阿斗，也和诸葛亮的儿子是同事，按道理讲，他在报道历史方面更有优势，但是陈记者对文字很吝啬，喜欢写短讯，不爱写长篇报道，和司马迁记者完全两码事。
除了文学青年和文字吝啬鬼的风格不搭配之外，还有重复报道的问题。例如关于刘邦项羽陈胜吴广等人的先进事迹，司马迁记者有报道，班固记者也有报道，例如武艺高强的吕布，范晔有报道，陈寿也有报道。还有其他麻烦，像《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大牌机构报道过的事情，坊间却有许多相反的说法。
冶于一炉 创为新作
司马编辑要对这些林林总总的报道实施无缝对接，要混搭得浑然一体，这当中有起承转合和文字润色的功夫，有材料取舍和事实判断的功夫，将上百个史官和记者组装成一个人，且功能是兼容的，而不会排斥。金毓黼先生说《资治通鉴》“冶于一炉，创为新作”，其实就是说司马编辑将零乱繁杂的材料熔为一个整体，然后进行再创造，形成新的文字产品，在编辑中显示出写作的功底来。
因此，司马编辑是一位神一般的编辑，熔铸千年历史文字于一炉，铸造得流畅优美，借他人的笔，显示自己的写作功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好编辑应该也是好写手。
编辑原则：剪裁中突出细节 突出现场感
为什么说我们的史书是新闻书呢？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重细节，有现场感。很多年以后，人们回头读过去的新闻，关注的肯定是细节和现场感。
中国的史书，就有这个优良传统。例如《左传》中写军队在水上溃退，败兵争相爬上船只，船上的人刀砍正在攀援上船的人，惨成什么样子呢？左丘明编辑就用了一个“掬”字，说船上被砍断的手指可以一把把地捧起来，这就是细节，就是现场感。
司马编辑在取舍新闻材料的时候，就是本着留取细节，突出现场感的原则。在他的眼中，历史就是由一个个细节组成的，例如报道南朝梁武帝之死，司马编辑就截取了这么一个细节：临死前因为饥饿而上火，可能导致咽喉中有痰，于是口中发出“荷荷”声。这么一个场面，似乎让我们听到了历史的呼吸，其实，新闻也是有呼吸声的。而新闻的呼吸声也就在细节当中。
再例如在《资治通鉴》第198卷中，写唐太宗的宽容，司马编辑突出了这么一个细节：有侍卫失误，将打扫工具扫到了太宗的龙袍上，侍卫大惊失色，李世民却轻描淡写：“此间无御史，吾不汝罪也。”这里没有监督的人，我不会检举你的。这个历史的细节，一个细节彰显的历史人物性格，胜过千万字的论述。
史书文字要有现场感
可以这么说，《资治通鉴》是由一段段的细节和现场报道组成的，按照现在的理解，就是由一段段视频构成的。这个功夫不容易，对比一下后来的《续资治通鉴》就明白了，作者毕沅是清朝状元，固然有才，但他编的《续资治通鉴》实在没法看下去，为什么？因为缺乏细节，经常有大堆模糊抽象的文字充斥其间。可见编辑不是那么好当的，状元来当都未必合格。
新闻从业者，是不是要有这么一个想法：我做过的报道，我编过的新闻，将来能不能入新闻史？而入史的标准之一就是有没有细节，有没有现场感。
司马光也有编者按：
重在理性引导 注重历史正能量
有人说《资治通鉴》是一部渲染阴谋权谋的大汇编，我个人是反对这种说法的。要说关于权谋和诡计的记载，《史记》比《资治通鉴》多，司马光不是八卦杂志的编辑，他是一位有历史使命感的编辑，司马编辑的使命就是采编千年以来的新闻，然后有资于治。
诚然，《资治通鉴》本着实录的原则，记载了史上很多暴力、血腥和阴谋诡计，但司马编辑没有沉溺在史实中，他还很重视对受众的引导。
他不会将史上的负能量当成真理售卖，《资治通鉴》里的“臣光曰”，其实就是编辑手记或者编者按，司马编辑通过这些长则一千多字，短则几十个字的文字告诉受众，什么是史上的负能量，而这种负能量是可以避免的，怎样操作，才转换成正能量。读史书，不光是知道已有的史实，了解几个故事而已，还要知道有所趋避，有所坚持，有所不为。也就是说，不光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还要告诉你该怎么面对，该怎么处理。
因此，如果读通了《资治通鉴》，应该有着乐观的人生观，坚强的世界观，而不是沉溺在材料当中。这就是引导的功夫了，而在引导方面，司马编辑那118处“臣光曰”是功不可没的。其实，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是很乐观的，认为历史是可为的，重视人的修养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介入。而西方有一些学派则认为历史发展的负能量是无法阻挡和化解的，人再怎么积极作为，也不会有乐观的结果。更有一些写史评的人，则把历史上的负能量当成正能量售卖，宣扬所谓负面的做人秘诀，对社会伦理的杀伤性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