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人民日报》刊文讨论“代孕是否可放开”。8日，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表示，代孕涉及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国家卫计委将继续严厉打击涉及代孕的违法违规行为。
代孕之所以引人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隐藏的巨大需求。据报道称，自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70后、80后加入了再育的行列，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60%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随着年龄增长，生育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到45岁以后，将近90%的妇女没有生育能力了，末次妊娠的平均年龄是40岁左右。不少高龄女性急着怀孕，却有心无力。如果自己没法生二孩，另一条路就是代孕。
看上去，代孕似乎是“符合时代潮流”应运而生的举措，近年来，不少专家也呼吁将代孕合法化。然而，代孕真的是一种解决人口生育问题的良策吗？这得从另一面说起。
相比起志愿代孕，现阶段我国显然商业代孕更流行于民间。而到目前为止，世界多数国家依旧严格禁止商业代孕。部分欧洲国家甚至立法禁止一切代孕行为。这些国家与我国政策相似的原因并不难理解。
在传统观念中，“借腹生子”是违背伦理道德的，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父母身份的确认。因为孩子是“代孕妈妈”十月怀胎生下来的，代孕者已经把孩子当成了自己亲生的，尽管一些代孕协议中明确规定“代孕妈妈”将与孩子永不见面，但这种血肉相连的母子情往往是很难割舍的。在现实中，有不少案件正是涉及此类纠纷。
其次，中国《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第47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那么，在代孕期间代孕妈妈是否有权自主决定人工流产，在孩子出生前委托方死亡或离婚时孩子的抚养权和生活安排如何处理，代母在怀孕过程中一旦产生意外或代孕婴儿有缺陷是谁的责任，酬金代孕中的费用在何种情况下才完全给付，都关系到双方当事人和代孕子女的利益。如果一纸合同对抗法律，便很有可能引发社会纠纷。
实际上，这些社会纠纷已经衍生成了法律难题。不少律师认为，由于代孕领域身处灰色地带，无法可依，因此，许多“地下代孕”出生的孩子，面临诸多法律问题。比如人身以及身份关系的确认，如何继承，财产如何分割，孩子如何抚养，户籍应落何处，未成年人的监护权等问题。
以上种种不仅是当事人头疼的问题，也是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风险。代孕是一个冲击现有法律权益、人伦道德的话题，也难怪有网友戏称，“如果商业代孕合法，不是变相承认人口买卖合法化吗”。由此可见，代孕绝非解决不孕不育的“万能灵药”。但行政命令无法消灭人的需求，“地下代孕”屡禁不止就是最明显的表现，由此衍生出的生育纠纷，加剧了社会风险。因此，面对代孕，相关部门的在慎重斟酌的同时，也应当思考如何让有合理诉求的公民如何圆一个亲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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