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看过来！快来试试您的财运吧！”
说话的农民拔高了嗓音，想盖过身边的一片猪叫声和鸡鸣声。在他身边的木制看台上站着一头壮牛。它体形庞大，毛色光亮，用一双怀疑的牛眼打量着身边围观的人群。“只要您掏半个先令，女士们，先生们，这头漂亮的大牲口就归您啦！”
这是1906年一个深秋的午后，英国西南部港口小城普利茅斯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牲畜与家禽博览会。这里聚集着各色人等，牵着牲口的农户与穿修身长大衣的花花公子擦肩而过，农业专家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幼妇孺挤在一起，他们都是来这里观赏全国最优质的牲口的。女人们都穿上了最好的鲸骨蓬裙，孩子们足蹬漆皮高帮鞋在泥水里乱踩。
那一天，一位农户照常组织着有奖竞猜以招徕路人在他的摊位前驻足。参加者只要花6便士，就有机会猜测这头公牛屠宰后能够产生多少公斤的牛肉。经过称重验证之后，答案最接近正确数值的竞猜者就能赢得全部的肉。
在一片攒动的高礼帽中间，有一位鬓发茂盛的84岁老绅士正盯着场子中间卖牛的农户收取下注的钱。他就是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爵士，19世纪最活跃的知识精英之一。在他看来，芸芸众生的智力水平只到他的脚后跟，而眼下这群围着牛下注的乌合之众，并不比地上啄着他靴子的母鸡更有脑子。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点，这位研究者本人也上前到农户那里下了一注，然后转身回家，确信自己又找到了优生学理论的最新证据。
这些牛肉、这位科学家和787个参与下注的人，就这样成了科学史上一场惊人发现中的重要角色。一个世纪以后，这个发现引发了大众研究的全面革新。
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
弗朗西斯·高尔顿出身英国贵胄。他的家族在两代人之内诞生了不少当时英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有医生、植物学家、探险家、诗人和大实业家。他的表哥不是别人，正是查尔斯·达尔文。本着英国人的精神，高尔顿甚至研究了茶的化学成分和蛋糕的几何分割。比如他认为把圆形蛋糕切割成扇形，一片一片吃掉是“错误的方法”，而且他列了方程式来证明这一点。按照爵士的计算，应该沿蛋糕的直径从中间切出一条来吃，然后把剩下的两个半圆合起来，这样蛋糕留到第二天也不失美味。谢谢您啊，爵士！
但高尔顿如今为我们所知，主要因为他是“优生学之父”。高尔顿深信，他本人的家族中智者辈出，绝非偶然。因为聪明和愚蠢一样会遗传，父传子，子传孙。因为担心大英帝国里会诞生越来越多“低能蠢笨”之人，他提出了优生学的基本理论。他强调，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应该鼓励聪明的人多生育。与他的表兄达尔文几十年前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恰恰相反，高尔顿推崇“理性选择”。
高尔顿同时也是一位出众的统计学家。他建立了人类形态研究实验室，测量不同人种的认知能力与他们各自外貌特征的联系。像他自己这样的白人颅骨光滑硕大，位于人种等级的顶层，而下等人、女性，还有他在英国殖民地各处旅行时考察的非洲当地人处于等级底端。这一套优生学理论在随后几十年中传遍世界。在其影响下，美国1909年首度立法，给“罪犯和智障者”绝育。而这样的“优生学”理论在纳粹德国手里发挥到了极致。
在高尔顿的时代，类似的精英主义观点并不少见。与他同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深信乌合之众是愚昧无知的，而且他们数量越庞大，就越愚蠢。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其1895年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也说：“人独处时智慧，成集体时愚昧。”而早在1841年，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在《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中指出：“大众”缺乏反思能力。
高尔顿先生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去普利茅斯“赶集”的，他的目的是收集群氓无脑的新证据。在翻遍787张下注的单子之后，他满意地记录下了结果：大多数人的预估与正确答案谬之千里，有的过低，有的则太高了。
然而，这些预估数字里却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农户将牛屠宰以后，这头大牲口变成牛肉的净重是543公斤。而参与竞猜者集体估算的平均值是542公斤，几乎堪称神算！
这难道纯属巧合？每个个体的预测都是错的，而且误差范围很大，为什么所有答案的平均值恰好是正确答案？“也许大众的民主决策，比我们以前想象的更值得信赖。”骄傲的高尔顿爵士，作为“优生学之父”，于1907年发表了他的这一研究结论，这显然对他本人的优生学理论是个讽刺。
群体的智慧
在高尔顿研究成果发表后的97年里，这个惊人的发现一直无人问津，被引用数加在一起也没超过10次。但在2004年，它借助畅销书《群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的问世重见天日。这本《纽约客》专栏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的力作写的是集体智慧正在改变我们今日的社会和经济。为了证明“群体的智慧”，索罗维基旁征博引，这才举出了高尔顿爵士当年的经历，吸引了当时研究者的目光。此书掀起了一阵对这个惊人结论的科学探求之风，在数年内开启了大众研究的新局面。
《群体的智慧》
高尔顿爵士无意间揭示的这个现象还没有一个专门的名称，研究人员便顺手以索罗维基这本书的名字“群体的智慧”来指代它。这个现象的规律很简单：当人们预估一个数值时，无须任何专业资质，所有普通个人估值的平均值最接近正确的答案，它肯定比这群人当中任何一个优秀个体的估计更准确。比如，如果你想知道埃菲尔铁塔有多高，只需要到大街上随便拦住50个人，不经过任何挑选，再问他们：“您觉得埃菲尔铁塔有多高？”然后求出50个答案的平均值，或找出中位数更好，你会得到“324米”的答案，这就是埃菲尔铁塔的高度。奇怪的是，在2011年进入心理学领域以前，我听都没听过这个现象。研究大众的人，不知道大众很聪明。过分了！
我为这一现象在科学研究中的可能性感到兴奋，开始自己组织一系列实验。我大概做了十几个估值测试类实验，比如猜测纪念碑有多高，两个城市之间有多远，一条河的长度，一个屋子里的温度，一个公园的面积……结果屡试不爽！每一次，大众都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哪怕实验中个体的答案大多数错得离谱。
如果问题更复杂一些，不只是简单的猜数游戏，那集体的判断还有意义吗？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大事，也许是这个问题的最好注脚，那就是大众与加里·卡斯帕罗夫的传奇棋赛。
1999年，微软游戏平台向全世界发出一份邀约，邀请玩家来挑战国际象棋界的标杆、来自俄罗斯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不问棋艺如何，不需要任何资历，谁都可以参加。受到这样一个前所未见的挑战的吸引，来自75个国家的超过5万名棋手上了场。他们中既有业余棋迷，也有俱乐部选手，还不乏一小拨棋坛新锐，但不管怎么说，5万人中没有一个跟卡斯帕罗夫属于同一个级别的。
这么多人要怎样相互配合，才能下出一盘逻辑连贯的棋？微软平台给大众队每一步24小时的时间，在此期间每个参赛者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平台收集所有建议，在一天结束之时，最多数成员共同选择的棋着儿会体现在棋盘上。
这场比赛情况特殊。两年之前，这位俄罗斯世界冠军刚遭计算机“深蓝”重创，如今又不得不忍耐这么一堆非常规选手。比赛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5万个平凡的小脑瓜，到底能否攻破棋坛“老大”的棋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