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松 黄洁 本报实习生 吴萌
“北京圣丰医院是一家靠"医托"在北京各大医院骗外地来京求医人员的"黑心"医院，如果遇到医托说某知名医生今天在他们那里出诊，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圣丰医院骗子一群，骗的是外地农民，我就是被骗的农民，不要去呀！”
打开北京圣丰中医医院网络“企业空间”的留言板，一连串痛斥圣丰医院勾结医托，骗取外地患者钱财的帖子闯入记者的眼帘，而每一个帖子背后都是一段不远万里来京求医却陷入骗局的遭遇。
近日，两家正规注册成立却与医托相互勾结的“黑心医院”———北京圣丰医院及北京金太和医院被依法取缔，包括院长、医生、医托等在内的80余名涉案人员被北京警方抓获，其中43人因涉嫌诈骗被予以刑事拘留。
“此次被抓的医托中，一部分人干这行已有近10个年头。不过，尽管这次我们一举抓获80多人，但也只不过是揭开了北京"医托"问题的冰山一角。”北京市西城分局刑侦支队李川今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医托现象一直被相关部门所重视，可屡打不绝却是让相关部门无法回避的尴尬。
遭遇医托
外地来京求医者被骗数千元
今年8月，来自内蒙古的于某带着罹患血友病的孩子，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看病，却不想“羊入虎口”，成为“黑心医托”的目标。
“我们也是转遍了当地的医院，能试的都试了，我们家里条件也不太好，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北京找专家看病。谁知道，却被那些狠心的医托骗了。”于某的声音充满了疲惫，但一提到“医托”二字，记者明显感受到他语气中的愤怒。
于某回忆说，8月初的北京，骄阳似火，他带着已是病怏怏的孩子下了火车，准备直奔目的地———北京市儿童医院。但当医院已近在咫尺时，一位操着湖南口音的热心男人突然出现在了于某的面前。
男子有些突兀的嘘寒问暖并没有让初到北京的于某产生怀疑，反而让因为儿子治病而有些心力交瘁的于某感到了一阵异乡的温暖。很快，于某将孩子的病况，在内蒙古的治疗情况等一系列信息毫不设防地透露给了这名男子。而在了解了于某不幸后，这名“热心人”也开始为于某的事情“着起急来”。
“儿童医院专家号特别难挂，排队需要很长时间，现在去肯定挂不上号了，搞不好把孩子的治疗给耽误了。”男子的话犹如一盆冷水瞬间将于某的满腔希望浇灭，此时的他一时乱了方寸，将目光投向了在他眼中已成为“救命稻草”的“热心人”。
而这名男子也不含糊，当即给出了解决的办法，说：“我认识一位名医，专门治你儿子这种病，我有个朋友的小孩就得过这种病，就是这位大夫看好的。你要是愿意，我可以带你去。”
听说有医生能治好孩子的病，于某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随即跟着男子乘公共汽车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鸭子桥附近的北京圣丰医院。“那家医院的规模并不大，但服务之周到却让我记忆深刻。”于某告诉记者，进入医院大门后，他们就受到了导医的热情接待，问他来找哪位医师，并一路将于某引导到了男子介绍的“名医”诊室。
“那个所谓"名医"的诊断非常简单，只是在孩子的手腕上摸了几下脉搏，立即洋洋洒洒地写下龙飞凤舞般的诊断书，诊断是损伤性关节炎，最后开了将近2600多元的10付所谓的特效中草药。”面对这样完全不同的诊断结果，当时的于某产生过片刻迟疑———在老家给孩子看病时查出的明明是血友病，不过于某转念一想，“人家是北京的"名医"，听"名医"的错不了”。
就这样，于某痛快地缴纳了2600多元，拿到了药。之后，医院里的人还非常“细心”地将于某及孩子送上离开的公交车。
回到内蒙古后，于某全家将希望都寄托在了这10付特效中草药上。每天，煎这些药就成了这家人的必修课，孩子也像参加仪式一样日复一日地吃完了一付、两付、三付……但一直到10付药都吃完了，孩子却不见任何好转。前不久他把这一情况告诉本地医院的医生后，医生告诉他，他肯定被“医托”忽悠了。此时，如梦方醒的于某才急急忙忙向北京警方报了案。
“三不看”
贴心服务背后隐藏重重陷阱
接到于某的报案后，北京西城警方立即对案件进行了串并案分析，发现仅上半年类似于某的报案就多达31起，其中多起都涉及到了北京圣丰医院。专案组民警对北京儿童医院、协和医院(西院)“医托”的活动展开了秘密的观察和跟踪，一张大网就此展开。
侦查过程中警方发现，活跃在儿童医院和协和医院的“医托”都暂住在丰台区太平桥和西城区积水潭附近的低档次旅馆，而且基本上都来自湖南衡阳县和河北安国县，彼此之间不是亲戚就是好友。每天一到医院开门时间，这些人就会分散到大医院的门外或者地铁出口、公交站点，一见有外地人带着孩子、拿着病例便主动上前搭讪。
李川告诉记者，医托们搭讪的方式基本上都如出一辙，要么将自己或自家孩子说成是得了同样病情的患者，但最后在圣丰医院或者金太和医院治好了；要么就对不熟悉医院的外地人谎称其要去看病的科室休息，大夫当天正在圣丰医院或金太和医院出诊，让其去两家医院求医。一旦患者信以为真，医托们就会带路前往，或者是手写一张纸条，写明“在某地坐某路车到某医院”。“即使这些医托不亲自送病人到医院，他也不用担心自己找到的"猎物"被别人"撬"走，因为只要这名患者到圣丰和金太和医院说出他们想要找的"名医"是谁，导医就会心知肚明介绍人的身份。”李川说。
据介绍，北京圣丰医院是今年7月由丰台区卫生局审批开办的民营全科医院，北京金太和医院则早在今年2月就在卫生部门注册成立。但是这两家号称主治疑难杂症的正规医院却有“三不看”，不是医托带来的病人不看、北京人不看、急症和外伤不看。同时，民警在调查中发现，在这两家医院里还存在着很多反常的现象：只看例如糖尿病、癫痫等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治疗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开几副价格高昂却毫无疗效的中药；医院的服务态度也好得有点过分，每次病人看完病，医院工作人员总会送病人坐上公交车或出租车后才肯离开。“而他们的这些做法，事实上都是在尽可能让患者难以发现医托、医院相勾结的内幕。”李川说。
角色倒置
医托成为正规医院“一把手”
据了解，目前，北京各知名医院几乎全有医托存在，很多医托干这一行已经超过了10年，而医院与医托相互勾结则是医托得以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
据办案民警介绍，在此次侦破的这起案件中，圣丰医院和金太和医院其实就是个“空架子”，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都是一家人，虽然也有内科、外科、骨科等科室，但医生和护士大都不具备行医资格，仅为雇来的实习生。而这两家医院的中医科都是由医托头目邓联细承包，而他的“承包权”就是来自于圣丰医院的法定代表人沈其林。按照双方的承包协议，邓联细每月要向医院交付6000元的房屋租金，除此之外还要将医生所开药费的10%作为提成交给医院。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医生是整个骗局的关键一环，圣丰医院的医生虽然也都有几年乃至十几年中医执业资格，可都受雇于医托。由于来京求医的外地患者，绝大部分都曾在当地进行了初步的诊断和治疗，因此并不需要这些医生们有太高明的医术，只要顺着患者的说法应承即可。在这里，医生的主要职责就是给病人开药，而开药的原则就是“吃不死也吃不好”。
在警方收缴的两家医院的大量药方上，记者看到几乎每张药方上都有枸杞、山药、川芎等常见的中草药。而警方和卫生部门在清查两家医院的药房时还发现，很多中草药已经发霉、变质，一些中成药连包装都没有，散装在塑料编织袋里，甚至随意堆放在地面，而经过卫生部门的初步鉴定，有些“中草药”根本就不在国家中草药名录中。“就是这样的所谓"特效药"，卖到病人手中价格却要接近百元。”李川告诉记者。
至于“医托”，也不是可以随便上岗的。据办案人员介绍，这些“医托”上岗前都经过了相关的“培训”，“培训”的重要内容就是怎样让病患上钩。他们的“上班时间”也相当灵活，一般在医院开门前“到岗”，中午前后就可以收工回家。尽管只有半天时间，可收入却着实不菲，一般情况下，医托和医生的分成比例能达到3：7或5：5，双方以医生所开的划价单具体结算。
在清查两家医院的账本时，民警看到最多时一家医院一天的流水竟有23万元，而平均每位受害人都会被骗2000元左右。“这些医生开药时，会先询问患者带了多少钱，根据钱再确定剂量。”李川说，如果患者所带钱太少，医院还提供邮寄“服务”。在警方缴获的证据中，就有大量邮政快递的回执单，邮寄地点除了没有北京外，几乎遍布全国。
追根溯源
医托现象缘何屡打不绝
据办案民警介绍，在破获此起案件时，最初的想法还是按照扰乱医疗秩序进行打击，但经过深入侦查后发现，案情比想象的更加复杂。医托编造了大量虚假事实欺骗患者，而医院在明知医托欺骗行为的情况下，仍然为其提供包括场所、服务等在内的一切便利，并还与医托分取利润，双方的行为均已涉嫌欺诈。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已经集中了全国大部分最为优秀的医疗资源，每年都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患者来京就医，但外地病患的集中，医疗资源短缺的现实则给“医托”、“号贩”留下了生存的土壤。为了规范就医秩序，各相关管理部门一贯坚持重拳打击的原则，可“如何出拳”却始终是管理部门未能破解的难题。
李川告诉记者，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对于医托一般情况下都依据扰乱秩序进行治安处罚，但是行政处罚措施最重不过拘留15天，出来后他们仍能重操就业，因此就出现了屡打不绝的现象。只有那些已经构成犯罪的医托、号贩，司法机关才能依据刑法给予其严厉的惩罚，可受害人往往都是外地人，取证同样是个难题。
公安机关执法的难题，同样困扰着卫生行政部门。在本案中，两家涉案医院都在当地的卫生部门顺利通过审批，进行了合法注册。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医疗机构设立的审批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行使，但是这些医疗机构具体的行医行为究竟应该由谁来监管，应该如何有效监管，显然还存在问题。
本报北京10月14日讯
案外人语
对于医托现象屡禁不止的状况，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宝明认为，原因之一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外地来京就医的人员对于北京医院、医生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因此很容易上当受骗。
但是，在打击医托上，王宝明并不赞成一味求助于立法，他认为应该将现有的法律用足、用全，完善取证机制，从而加大打击力度。同时，医疗机构主管部门应该在审批环节严格把关，防止试图以不法手段坑骗患者的医疗机构利用审批漏洞披上合法外衣。此外，医疗机构管理部门还要进一步创新行政管理手段，例如逐步建立医疗机构的信用档案等，督促医疗机构合法行医，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