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圣丰医院的是医托头目名叫邓联细,他与圣丰医院的法定代表人沈其林之间早就签订有“承包协议”,约定由邓联细承包医院的中医科,每月支付6000元用于租用医院的相应诊室,而医生所开药费的10%将作为提成上交给医院。
医生是整个骗局的关键一环。在圣丰医院,有些医生虽然也有着几年乃至十几年的中医执业资格,可他们也放弃了治病救人的初衷,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给病人开药,而开药的原则是“吃不死也吃不好”。
在警方收缴的两家医院的大量药方上,几乎都有枸杞、山药、川芎等常见的中草药。而警方和卫生部门在清查两家医院的药房时还发现,很多中草药已经发霉、变质,一些中成药连包装都没有,散装在塑料编织袋里,甚至随意堆放在地面,经过卫生部门的初步鉴定,有些“中草药”根本就不在国家中草药名录中。而经过这些医生随便开出的一副所谓“特效药”,卖到病人手中价格却要接近百元。
通过这样的“经营”手法获取利润,最多时一家医院一天的流水能达到23万元,平均每位受害人被骗金额都达2000元。医托和医生按照比例分成,分成的比例一般会是3:7或5:5,结算标准就是医生所开的划价单。更为荒唐的是,这些医院的医生开药时,会先打听患者带了多少钱,根据钱再确定剂量。如果患者所带钱少,医院还提供邮购服务,邮寄地点除北京外,几乎遍布全国。
9月11日,正规注册成立却与医托相互勾结的两家“黑心医院”——北京圣丰医院和北京金太和医院被依法取缔,包括院长、医生、医托等在内的80余名涉案人员被北京西城警方抓获,其中43人因涉嫌诈骗被予以刑事拘留。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的处理中。
问题亟待解决
我国一直存在就医资源严重不均衡的情况。而北京作为首都,则拥有着全国大部分最为优秀的医疗资源。其中,北京市西城区作为人民医院、北大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积水潭医院、协和医院(西院)几家国内著名医院的所在地,更是成为众多来京看病患者的集中地。外地病患的集中,使得一些人成为了职业“医托”、“号贩”,加之近年来,随着交通条件的更加便利,进京外地病患的人数逐年成倍增长,使得这些大医院、特色医院专家门诊一号难求,“医托”、“号贩”的活动便越来越猖獗。为了规范就医秩序,各相关管理部门一贯坚持重拳打击的原则,可“如何出拳”却始终是管理部门未能破解的难题。
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面对医托一般情况下都依据扰乱社会秩序进行治安处罚,但是行政处罚措施最重不过拘留15天,出来后他们仍能重操就业,因此就出现了屡打不绝的现象。只有那些已经构成犯罪的“医托”、“号贩”,司法机关才能依据刑法给予其严厉的惩罚,可受害人往往都是外地人,取证同样是个难题。
公安机关执法的难题,同样困扰着卫生行政部门。在本案中,两家涉案医院都在当地的卫生部门顺利通过审批,进行了合法注册。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医疗机构设立的审批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行使,但是这些医疗机构具体的行医行为究竟应该由谁来监管,应该如何有效监管,显然还存在问题,亟待相关部门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