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东西这样的小说家，敢于把生活中所有的不幸，全部集中地投放在一个人物身上，敢于把看似有些“蹊跷”，却又合符情理、合符生活逻辑的故事情节推向极端，敢于把人性的坚硬和柔软，同时拽出最大的张力。
记得初次读东西的小说，感觉很酷。作为一个职业读者，唯有这样的小说读着才过瘾，才觉得棋逢对手，才觉得有挑战性，才觉得“技痒”有写评论的冲动。我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东西：他是一个特别喜欢讲一些特别故事的特别作家。十几年过去了，在他的长篇新作《篡改的命》（《花城》去年第4期发表、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里，我是否还能读出他当年《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小说里那种不依不饶的“仇恨”，那种一击毙命的“力量”呢？
我的这份犹豫，在读完此小说最后一个字时，才彻底打消了。
■为了使我们苦命的人生
得以真正的篡改
我为什么这么说，又为什么非要读完最后一个字，才能彻底打消我的犹豫——假如，该小说，只写到汪长尺为篡改儿子汪大志的苦命，不得不接受老板林家柏的“契约”从西江大桥纵身一跃就戛然而止。我可能也就觉得东西这次只是写了个“悲催”的“底层”故事。
假如，该小说，不写林方生（汪大志）从警校毕业后，发现“汪长尺案”有漏洞，并开始调查，以致发现假冒的汪长尺竟然还活在人世，且当上了“副局长”。假冒的汪长尺原名牙大山，“高考那年没上线，由他父亲运作，改用同班同学汪长尺的名字，并截留了汪长尺的录取通知书，冒名顶替上了大学。”林方生决心深入调查，却又在汪长尺老家发现自己小时候的照片。随着进一步调查自己，却“越调查越感到恐怖。”于是，林方生一天深夜来到西江大桥，在当年汪长尺跳下的地方，站到脚发麻。最后只能把调查到的所有证据丢了下去。
的确，该小说在作家东西接连抛甩出，如此峰回路转的情节包袱之后，小说的效果顿时产生了“屌丝逆袭”式的意义：
原本就已经够“悲催”的情节是越发的“悲催”了，而原本只与“善良”“纯朴”结缘的“底层”故事，却偏偏又十分矛盾而复杂地加上了“腐败”的因素。
“善良”“纯朴”“苦命”的汪长尺，被他人一度“篡改”，最后逼迫得拿起“自杀式”的武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地实施了自我的“篡改”。我们有理由“哀其不幸”，但，我们却没有丝毫理由“怒其不争”。
甚至，我们原本想把冒名顶替的“腐败”分子彻底“揪出来”，还社会一个清白。但，最后我们却不得不如同林方生一般将证据掩埋掉。为了使汪长尺从西江大桥纵身一跃的“牺牲”变得有现实意义的实在价值，为了使我们“苦命”的人生，得以真正的“篡改”。
■社会的矛盾之处和人性的复杂之处
假如，该小说，也只写到这为止。我们也就可以得出某种结论：似乎东西这位小说家要告诉我们在人生中不要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要与“命运”作“拼死”的抗争，不仅要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魔鬼”打交道，更要善于和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魔鬼”打交道。
但是，作为小说家的东西，却不可能如此简单明了地直白出来。
他必然要不断地合理扩展其中每一个离奇而又曲折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过程，必然要不断地丰富其中的每一个足够支撑小说整体的独特生活细节：
于是，小说从汪长尺高考上线却没被录取的那一天开始，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魔鬼”就没有一刻停止过纠缠和打击他。
先是父亲带他举着字牌到教育局示威，不仅没人搭理，父亲因此还折了腰，送进医院，欠下同学黄葵不少医疗费。到城里建筑工地打工，又碰到黑心老板林家柏拖欠工资，甚至还替老板林家柏顶罪坐过几天牢。回到乡下娶了妻子，没过几天，又险些被当作谋杀黄葵的罪犯被警察调查。用父亲的话来说，汪长尺一生下来就输了，就“输在起跑线上”“要怪就怪你爷爷，怪他当年为什么不跟着闹革命？”为了让孩子不再“输在起跑线上”，汪长尺夫妻再来城里生活。汪长尺不幸又遭遇“工伤”，妻子小文也只能到不干不净的“洗脚店”工作。受以前工友刘建平挑唆，汪长尺走上索赔道路，官司没打赢，想在工地“跳楼”，又被父母以“儿子”出生的理由劝阻了。小文生下儿子取名“大志”，但，养育孩子的日子自然也越发艰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