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下午13时，在众多镜头的关注下，浙江省第二人民医院院长王建安教授在乌镇互联网医院为复诊患者黄女士开除电子处方。这张被媒体冠以“全国首张”的在线电子处方，让12月7日上线的乌镇互联网医院实现了在线诊疗的全流程应用。事实上，早在去年十月，广东省网络医院就已经上线运营。今年3月正式运营的浙江宁波医院，也致力于为复诊患者提供在线看病开药。一时间，互联网看病成为潮流。
在“看病难、看病贵”已成民众痛点的现实语境下，互联网医院的兴起，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纾解这一痼疾。而从其运营模式看，它所遵循的“在线问诊到在线处方”的运行策略也的确颠覆了传统的看病方式，为患者及时就医提供了无数可能。但同时也应看到的是，互联网看病只是“互联网+”的一种特殊延伸，它和互联网购物、互联网交易往往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如何让其发挥自我优势为传统医院把脉问诊并成为传统医疗资源重要的力量补充，这中间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而言，互联网医院要实现给人看病的目的，其必定是通过互联网这个载体来完成的。而对医生来说，其要对病人病情进行精准判断，除了传统的病征询问外，他还得结合现代检查技术，比如化验数据、X光影像对可疑之处进行必要的筛查。这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者，技术上究竟该如何保障病人能够清晰、准确的将自己的病情、相关检查结果反馈给医生?就现有情况看，很多地方尚未建立与网络医院相匹配的就诊平台，远程诊疗仍处于传统的话语沟通模式中。二者，如何保证医生就一定要相信病人的相关检查结果?这并非多余的担忧，揆诸当下，一些医生碍于现实的考量，往往只相信自己医院的检查结果，而对其它医院的检查抱有怀疑态度。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也还尚待相关措施的进一步完善。
更应看到的是，网络医院虽然省去了病人需要去医院面对面就诊的麻烦，但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病都适合在网上就诊。如何让网络就诊更精准，更有效，这同样需要相关部门对民众进行一个看病常识的普及。一些轻微的感冒、慢性病可能非常适合通过网络医院来达到诊疗的目的，但是，一些严重的、病情容不得半点拖延的则往往不适合通过这一渠道来完成。再比如一些患者在网上问诊后，还要到医院作各种检查，这多方的折腾，恐怕也不是患者愿意看到的。从这个角度看，通过多方努力来普及网络医院的适用对象，其不但是对病人的负责，更是对网络医院大范围推广的一个奠基。
还有关键的一点，便是如何通过制度上的完善来解除网络医院执业医生的“后顾之忧”。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曾明确表态，我国医疗机构类别中并无互联网医院这个类别，也不存在审批程序和标准。易言之，当下互联网医院的推行，在法理上其实是和国家相关规定相悖的。那么在如此情形下，执业医生究竟该以怎样的身份出现在互联网医院中，便显得尴尬而难堪。如果此时患者因不满意治疗效果而质问医生的诊疗资格，这个时候又该如何处置?而同样，由于互联网医院采取的诊疗手段主要靠患者主诉，那么，在这一情形下又该如何减少误诊率，或者出现误诊，相关机构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进行补救，这都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互联网医院能否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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