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目前，北京各知名医院几乎全有医托存在，很多医托干这一行已经超过了10年，而医院与医托相互勾结则是医托得以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
据办案民警介绍，在此次侦破的这起案件中，圣丰医院和金太和医院其实就是个“空架子”，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都是一家人，虽然也有内科、外科、骨科等科室，但医生和护士大都不具备行医资格，仅为雇来的实习生。而这两家医院的中医科都是由医托头目邓联细承包，而他的“承包权”就是来自于圣丰医院的法定代表人沈其林。按照双方的承包协议，邓联细每月要向医院交付6000元的房屋租金，除此之外还要将医生所开药费的10%作为提成交给医院。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医生是整个骗局的关键一环，圣丰医院的医生虽然也都有几年乃至十几年中医执业资格，可都受雇于医托。由于来京求医的外地患者，绝大部分都曾在当地进行了初步的诊断和治疗，因此并不需要这些医生们有太高明的医术，只要顺着患者的说法应承即可。在这里，医生的主要职责就是给病人开药，而开药的原则就是“吃不死也吃不好”。
在警方收缴的两家医院的大量药方上，记者看到几乎每张药方上都有枸杞、山药、川芎等常见的中草药。而警方和卫生部门在清查两家医院的药房时还发现，很多中草药已经发霉、变质，一些中成药连包装都没有，散装在塑料编织袋里，甚至随意堆放在地面，而经过卫生部门的初步鉴定，有些“中草药”根本就不在国家中草药名录中。“就是这样的所谓‘特效药’，卖到病人手中价格却要接近百元。”李川告诉记者。
至于“医托”，也不是可以随便上岗的。据办案人员介绍，这些“医托”上岗前都经过了相关的“培训”，“培训”的重要内容就是怎样让病患上钩。他们的“上班时间”也相当灵活，一般在医院开门前“到岗”，中午前后就可以收工回家。尽管只有半天时间，可收入却着实不菲，一般情况下，医托和医生的分成比例能达到3：7或5：5，双方以医生所开的划价单具体结算。
在清查两家医院的账本时，民警看到最多时一家医院一天的流水竟有23万元，而平均每位受害人都会被骗2000元左右。“这些医生开药时，会先询问患者带了多少钱，根据钱再确定剂量。”李川说，如果患者所带钱太少，医院还提供邮寄“服务”。在警方缴获的证据中，就有大量邮政快递的回执单，邮寄地点除了没有北京外，几乎遍布全国。
追根溯源
医托现象缘何屡打不绝
据办案民警介绍，在破获此起案件时，最初的想法还是按照扰乱医疗秩序进行打击，但经过深入侦查后发现，案情比想象的更加复杂。医托编造了大量虚假事实欺骗患者，而医院在明知医托欺骗行为的情况下，仍然为其提供包括场所、服务等在内的一切便利，并还与医托分取利润，双方的行为均已涉嫌欺诈。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已经集中了全国大部分最为优秀的医疗资源，每年都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患者来京就医，但外地病患的集中，医疗资源短缺的现实则给“医托”、“号贩”留下了生存的土壤。为了规范就医秩序，各相关管理部门一贯坚持重拳打击的原则，可“如何出拳”却始终是管理部门未能破解的难题。
李川告诉记者，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对于医托一般情况下都依据扰乱秩序进行治安处罚，但是行政处罚措施最重不过拘留15天，出来后他们仍能重操就业，因此就出现了屡打不绝的现象。只有那些已经构成犯罪的医托、号贩，司法机关才能依据刑法给予其严厉的惩罚，可受害人往往都是外地人，取证同样是个难题。
公安机关执法的难题，同样困扰着卫生行政部门。在本案中，两家涉案医院都在当地的卫生部门顺利通过审批，进行了合法注册。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医疗机构设立的审批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行使，但是这些医疗机构具体的行医行为究竟应该由谁来监管，应该如何有效监管，显然还存在问题。
法制网北京10月14日讯
案外人语
对于医托现象屡禁不止的状况，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宝明认为，原因之一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外地来京就医的人员对于北京医院、医生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因此很容易上当受骗。
但是，在打击医托上，王宝明并不赞成一味求助于立法，他认为应该将现有的法律用足、用全，完善取证机制，从而加大打击力度。同时，医疗机构主管部门应该在审批环节严格把关，防止试图以不法手段坑骗患者的医疗机构利用审批漏洞披上合法外衣。此外，医疗机构管理部门还要进一步创新行政管理手段，例如逐步建立医疗机构的信用档案等，督促医疗机构合法行医，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