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黑土草莓”出售的个人信息中超过四分之三是由地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提供的。其他提供信息的“上家”还包括公司、银行、民航、医院等企事业单位。而购买这些信息的下家则包括律师、调查公司、追债公司、婚姻调查公司等。
“黑土草莓”的账目中显示,公民个人信息资料均被明码标价。例如:户籍资料报价100元/条,“上家”获利60元,“中间人”获利40元；车辆档案信息报价50元/条,“上家”获利20元,“中间人”获利30元；5年内的某省旅馆住宿记录报价100元/条,“上家”获利60元,“中间人”获利40元……收费较高的则为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交易记录。作为“上家”某银行内部人员给出的报价显示:“建行一年的流水交易记录出售900元/条,超过5页则每页多收100元,多一年则加600元。”
作为“中间人”的“黑土草莓”平均每月获利在五六万元,一年的获利至少60万元。“上家”同样也是获利可观:账目显示仅一个月时间内,某“上家”与“黑土草莓”个人户籍信息交易量就达500条。即以40元/条计,仅靠联系一名“中间人”,“上家”也能获利2万元每月。
有时候,人也是不可靠的,与时俱进,科技也被应用于盗取之道。目前越来越多的窃取者,青睐于网络工具。
在今年央视3·15晚会上,消费者信息安全再次成为焦点,病毒二维码、手机恶意吸费陷阱、Wi-Fi漏洞等问题层出不穷。
不过,这并非技术之错,技术背后必有一双双充满歹意的眼睛。
维权难下的立法需求
事实上,“个人信息”本身也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现有法律并没有对它有明确的界定,而在社会共识中,个人的哪些信息可以公开,公开的范围多大,也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
很多年前,如果我们的电话号码被公开,我们就觉得自己的信息被公开了,隐私权有可能受到侵犯。但到今天,我们觉得电话号码被公开是可以被接受的。
个人信息泄露俨然已是众人愤恨,但面对这种现象,每个人却深感束手无策。
报警吗?
家住天津西青区王兰庄的张女士,曾经接到一家装修公司的电话,对方清楚地报出她家所在位置,问需要装修吗?询问对方如何得知自己的手机号和住房信息,对方先说是最近一周很多她所住小区的住户找他们咨询装修事宜,被否定后,又说她以前咨询过,再被否,就说是公司的“系统提供的”。张女士追问公司如何得到这些个人信息,对方匆匆挂断电话。
张女士报警后,110接线人员表示将会转到她所住小区的派出所。随后派出所民警来到她家。民警建议到法院起诉,说这属于民事范围,不归他们管。
“我希望警方能抓住这条线索,调查这家公司如何取得公民个人信息的。警方查了相关法律后,说是‘情节严重’才会立案调查。可‘还要造成损害’,主要是物质和人身的,骚扰生活之类的不算。作为公民,我有义务提供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希望警方能追查。”张女士无奈地说。
向运营商举报?
中国移动举报骚扰电话的方式是发短信,张女士按照移动要求的格式,将一个骚扰电话举报,很快就接到回复短信,表示收到,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张女士也曾在相关部门提供的骚扰电话网络举报平台上举报,结果泥牛入海无消息。
“找到公民信息泄露的源头,要遏制公民信息泄露的现象并不难,首先是建立完全的法制体系,为公民信息保护、维权、惩罚泄露信息等立下规制。”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法律系副主任郑宁对记者说。
目前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没有立法,打击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制度是碎片化的,惩罚力度不够大。“因此,立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事不宜迟,这既是保护公民隐私的紧迫问题,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郑宁说。（记者 赵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