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些向往地讲起做小工的日子，“通知我去医院做手术时，老板还打电话叫我做泥水工呢。我不用人家赶，自己就做。”一种少有的坚毅神采在她的眼中闪现，语速也快了起来：“我还提醒别人水泥搞多少，不要浪费。”除了两个儿子上大学以外，这是最让她自豪的事儿了。
如今，母亲的一个肾在弟弟李海松的体内工作，“弟弟终于能大口喝水了！”李海清非常高兴。李海清独自去长沙等肾源。一颗等待中的肾规定了他的活动半径，他必须随时待命，一旦有合适的肾源出现，第一时间赶到医院配型。
很多排在他之后的病友已经等到了配型移植，O型血的李海清还一直在排队名单上挂着，“说不定还没等到肾源就挂墙上了。”他有时难掩沮丧，随即又自己开解：“万一哪天我挂墙上了，还有我弟弟撑起这个家，我也没什么遗憾的。”
更多的时候，这个乐观的哥哥把装在搪瓷盆里的干饭配豌豆胡萝卜称为“肯德基豪华午餐”，尽管他只在广告牌上见过肯德基。
“你能帮我找一份哪儿都能工作那种活儿吗？比如网店什么的？”李海清问记者。
在脱臼、水肿、高血压、恶心、贫血等并发症折磨下，他已经做不了重体力活儿了。之前的捐款还有40多万元，自己两天一次的透析、弟弟常年服用的抗排斥药费用依然是沉重的担子，更何况“家里只剩下父亲一个劳动力了”。
泪水又充满了连荣华的眼眶，她抬手擦着，“对不起海清。”
“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哥哥给的，”李海松望着门外漆黑的山坡说。他打算先打工赚钱，治好哥哥的病，哥哥一天没有找到肾源，他也一天不能去过自己的生活。
这些话，兄弟俩从未对彼此说过。在这个家里，肾和病像是不能说的秘密，兄弟俩儿小心地避免提到，因为“一提到妈妈就哭”。
天渐渐暗下来，连荣华把粘好的鞋面用橡皮筋捆好、装袋，然后点亮了庭前的佛灯。在这户没有电视机的人家里，空荡荡的堂屋正中供奉着佛像，连荣华每晚上两柱香，一天不落。
很长时间里，她四处烧香拜佛，请求上天帮忙。有人在路边说好话，她掏出10元“巨款”“请”了一尊小佛，用红绳拴着挂在脖子上；在庙里烧香跪得太久，衣服后背被身后的香客烧了四个窟窿；有时，她狠狠心掏出50元钱，请算命大师开解一番，“觉得心里舒服不少”。
天黑了，连荣华用一根破木棍顶住一扇没有锁的门。转身蹲下，剁地瓜叶，给鸡鸭准备明早的吃食。站起来时，腰往后顶着，腿不自然地向前撇，努力让身体保持直立。她表情平静地忙碌着，仿佛习惯了自己只有一个肾。
